​刘汝明为何始终追随蒋介石，无论谁去劝说，也不肯起义？（一）

刘汝明为何始终追随蒋介石，无论谁去劝说，也不肯起义？（一）

刘汝明为何始终追随蒋介石，无论谁去劝说，也不肯起义？（一）

杂牌军将领刘汝明为何始终追随蒋介石，始终不肯起义？西北军出身的刘汝明为何宣布，哪怕冯玉祥在世劝说也不肯起义？抗日名将刘汝明为何背负汉奸的骂名？为何能成为上将集团军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刘汝明为何能够逃脱被歼灭的命运？为何去台湾？去台湾后的命运？

解放战争期间，8，071，350名国民党军官兵被我军毙伤俘虏改编。其中有五分之一左右即177万是起义投诚部队，包括陆军153个整师，海军大小舰艇74艘，空军飞机26架。1950年7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解放战争四年综合战绩》，其中国民党军起义846950人，接受和平改编293030人，合计1139980人。笔者综合多种资料统计，起义投诚将军1043名（其中，不区分职务军衔和实授军衔，含133名上校旅长、副师长、参谋长等职级军官，即910名将官）。其中，起义时间、地点不详者23人。1945年8月20日，以魏凤楼新编第3路军第56师中将师长在河南淮阳起义为开端，1945年总计起义将领21名，职务最高者为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中将 1945年10月30日在河北邯郸起义。毛泽东同志12月15日提出开展“学习高树勋运动”，进一步加强瓦解敌军工作，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官兵起义。到1950年，合计起义将领1043名（1044人次）。

其中，军衔最高者为陆军一级上将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职务最高者为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陆军二级上将。

目前，对于众多国民党军将领起义倒戈的原因等问题，已经多有论述。但是，对少数杂牌军将领始终追随蒋介石的原因则鲜有人问津。现在，以非嫡系将领刘汝明为例，剖析为什么有些将领愿意败退到台湾？始终不肯起义？

一、挺身南口，解围西安，投身抗战

刘汝明，字子亮，1895年5月12日生于河北省献县抛庄，自幼家境贫寒。刘汝明早年投效冯玉祥部队，后来曾说：“假使有人为我写传，一定说我‘幼怀大志，投笔从戎’，其实不然，我不过是为了谋求一个职业，用来减轻母亲的负担，并希望进而能养亲抚幼而已。”

1912年元月，刘汝明独自跑到九十里之外的景县去应征当兵。营长冯玉祥对他说：“你个儿太低，不合标准。”刘汝明说：“我才16岁，就不长了么？”冯见他口齿伶俐，就命他做了自己的随从。刘汝明对冯玉祥非常忠诚，冯对他也大力栽培，由班长、排长一直到军长、特务师师长、第五路军总指挥等要职。

作为西北军之父，冯玉祥一手提拔并委以重任，寄予厚望的13名青年骨干军官被称为十三太保，即孙良诚、孙连仲、佟麟阁、刘汝明、韩复榘、石友三、张维玺、过之纲、闻承烈、程希贤、葛金章、赵席聘、韩多峰。

其中,孙良诚，韩复榘，孙连仲，刘汝明、石友三，这5人被称为“新五虎将”。冯玉祥对他们说：“今天我为你们13人主盟。将来你们就是13个督军。”

1926年4月中旬到8月中旬，刘汝明任第十师师长，率部坚守南口。在奉军和直鲁联军的飞机、大炮的猛烈轰击和二、三十个师的多次进攻下，虽然伤亡惨重，但阵地始终岿然不动，一时名扬全国，并且直接支援了北伐军的作战。

随后，刘汝明率第十师参加了解围西安的作战，打垮了刘镇华镇嵩军的反扑，解救了被围八个多月的西安杨虎城、李虎臣所部及西安民众。

1928年l0月，冯玉祥赴南京任军政部长，刘汝明任军政部中将参议。当冯将刘介绍给蒋介石时，蒋即说：“这是当年守南口的刘师长么?很好，很好，年青有为……”说明蒋介石对刘汝明的英勇善战早有耳闻。

1928年，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在南京结拜为兄弟。

1930年，冯玉祥手下多位重要将领在中原大战中先后投降蒋介石，而作为冯玉祥麾下第五路军总指挥刘汝明面对蒋介石派飞机投送的劝降文告以及刘峙写来的劝降信，始终不肯临危变节。当他进展到湖北均县等地时，蒋介石“派员乘飞机送50万元银行支票给刘。刘拒绝了，但对来人说：‘我知道这个意思了’。”

中原大战后， 1931年1月刘汝明所部编入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军长宋哲元），改任中将副军长。6月边三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1933年，刘汝明任暂编第二师师长（后改称一四三师师长）。副军长由秦德纯继任。第二十九军在长城抗战中，多次重创日军，刘汝明等将领获得青天白日勋章。

二、为刘汝明恢复名誉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第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原来的四个师扩编为三个军，宋哲元为总司令，冯治安任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和第七十七军军长；第五十九军军长由宋自兼(后来张自忠重返部队任该军军长)；刘汝明任第六十八军军长。即国民党军内部所称一个明七七，两个暗七七。不久，宋哲元明升暗降为战区副司令长官，实际被剥夺兵权。

1937年8月6日，十三军军长汤恩伯率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等人来察哈尔，同刘汝明等人，分析日军进攻路线及中方防御部署。经过分析讨论，并且汤恩伯一再坚持由其所部十三军驻守南口，刘汝明防御张家口，高桂滋师防守独石口。随后，刘汝明见到来察哈尔慰问部队的鹿钟麟，请他电告中央，建议将李仙洲、高桂滋两师拨归汤恩伯军长指挥。刘汝明此前“曾为此事向中央电呈两次，均未获覆，鹿依我（指刘汝明，引者注）所请给中央上电后两天，中央覆电照准。从此，汤军长指挥十三军及李高两师守独石口与南口，我率一四三师两个保安旅守万全县、汗诺坝、张家口、及常峪口。”

范长江在未经刘汝明批准的情况下，在察哈尔省许多县组织民军。刘汝明指示，“倘范长江强要组织民军，就将他捕送省府”，范长江闻讯逃走。

范长江随后说刘汝明在张家口“一枪未放一人未伤便告弃守”。刘汝明对此颇为愤慨，所部在张家口战役中，“营长以下军官伤亡二百卅员，士兵五千一百多名。”“不禁痛骂范长江丧尽天良”。

对于此事，另一方人员的说法是什么呢？“当汤部北上途中，驻扎张家口的刘汝明部，怕他利用过境机会占据地盘，曾拒绝入境，经鹿钟麟驰往向刘说服，方得通过。到南口战事紧急关头，刘汝明又从张家口先行撤退，致汤部后路被截断。汤在这种种怨愤难伸之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军中采访，为了激励士气，宣传抗战，曾不断发出报道，给以鼓励。刘汝明的撤退消息传到前方，范长江又奋笔直书，发表了‘可杀的刘汝明’的评论，这稿子我（指吴绍周，引者注）在前线曾从范长江手里争先索阅，感到它给前方将士的声援，不啻10万雄兵。”

刘汝明第六十八军由第一集团军转隶第二集团军后，多次重创日军。在徐州会战后期，为避免中国军队主力被日军包围，蒋介石亲自部署刘汝明第六十八军为全军后卫，掩护主力转移。刘汝明率六十八军留守徐州城，掩护第五战区主力转移，在萧县一带成功伏击日军第9师团。日军见中国军队主力已撤走，企图于徐州城围歼刘汝明部。刘汝明部佯作死守以吸引日军，待各路大军撤尽，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放弃徐州城，巧妙地跳出日军数十万大军的重围，安全转移。凭借战功，1938年6月4日，刘汝明升任第28军团(辖第68军)军团长兼第68军军长。

“但当时报纸及一般舆论异口同声地只颂扬汤恩伯，而不提及刘汝明，甚至骂刘为汉奸。他这个汉奸阴影，一直到他参加保卫武汉大会战的时候。”1939年，在湖北广济县六十八军军部，刘汝明见到陈诚第九战区长官部的上校作战参谋，受军委会及第九战区派遣，赴刘部做联络工作的李诚一（先后与刘汝明共事十年，并深得其器重），大发牢骚说：“我在张家口打了一个星期，一个师长受了伤，一个旅长阵亡，一个旅长受伤，一个团长(刘田)阵亡。刘田是你们湘乡人，是我最好的团长，你能了解清楚的!我还有7个营长阵亡，好几个受伤。还说我‘一枪未放’，‘汉奸’!难道这些人都是自杀的!自己打伤的吗!”临行前，陈诚还指示李诚一“主要是在政治上的联系”，也就是说防止刘当汉奸。“把刘汝明这些话原原本本电告蒋介石，并发军统一份。后来蒋介石在武昌召见刘汝明时，给他3万银元，他全部赏给士兵了。”

其实，刘汝明的“汉奸”嫌疑也并非空穴来风。七七事变前，刘汝明的秘书杜运宁“在日本留学期间娶了一个日本老婆。由于他很早就当了汉奸，所以张家口沦陷时曾代理过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伪‘蒙疆政府’成立以后，他一直担任司法部长。”“由于刘汝明和日军暗中勾结，关东军拨给我（指伪军李守信，引者注）的武器，不是由沈阳经承德用汽车运来张北，而是用火车运到张家口，我派日本人驾驶的汽车接运。‘七七’事变以前的弹药服装，都是如此的运法。所以拨给我的1万2千枝步枪被刘汝明留下2千枝，运到张北30门野炮，也给刘汝明运回张家口8门”。所以，刘汝明往往容易被人看做汉奸。

“他的二儿子刘铁钧的岳父潘伯豪，是日本骑兵学校毕业的，曾任南京骑兵学校教育长，后因故被撤职，到刘部当顾问；又有张岚峰是日本炮校毕业的，在刘部任参议。这二人在抗战后均当了伪军。”而且，“在张家口作战时，南京认为刘有过南口作战的经验，令其守南口，而刘却因官兵眷属及财产等部在张家口而拒绝，后由汤恩伯去驻守南口。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刘便有了‘汉奸’之嫌。”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毛泽东同志耳闻目睹，许多汉奸粉墨登场，助纣为虐，在1937年4月5日的《祭黄帝陵》中感叹：“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甚至出现了伪军数量超过日本侵略军的奇观。

笔者统计，1939年到1945年间，投敌的少将（含职务军衔，以及相当于旅级以上职务者，投敌时已无军职者则以曾经获得军职或军衔计算）以上将领按派系划分（不含派系不易或无法界定者）：西北军将领达46人，东北军将领11人，地方保安部队9人，其他派系9人，中央军7人，军统5人，晋绥军3人。根据战区划分则主要是：鲁苏战区25人，冀察战区30人，第五战区10人，第九战区8人。按照时间划分，主要是：1942年16人，1943年39人，1945年未见到记载有投降的高级将领。其他年份分布比较均匀。

1939年夏季， 日本侵华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制定的对中国第五、第九两战区施以政、战谋略的方案和指导大纲的核心思想是：以政治、军事和派遣特务等各种手段，策反杂牌军，孤立以黄埔军校少壮系为主的中央军，然后歼灭中央军。1939年11月，冈村宁次在“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中认为：“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4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

如果根据投敌的各派系将领的数量判断，应该说不无道理。而国民党中央军往往部署在杂牌军身后，监视非嫡系部队对日作战。一方面，蒋介石希望利用日军之手，来打击、削弱杂牌军，使双方两败俱伤，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另一方面，这样又往往使许多杂牌军感到寒心，加剧了杂牌军叛变成为伪军的局面。其中，各派系中尤其以西北军将领投敌人数最多。

例如，仅以“新五虎将”孙良诚，韩复榘，孙连仲，刘汝明、石友三而论，这5人中的孙良诚、石友三就成为汉奸。陆军二级上将韩复榘因擅自撤退，违抗军令，成为抗战时期被处决的军衔最高的将领。

三、查明真相，关怀信任

　 刘汝明感叹，“但自范长江随军到察，以至我解甲的十几年中，所遭掣肘计算，又何止一次？所以好多朋友说我胸无城府，又吃大亏”。“但是内省不疚；相信上官的英明，局内诸公的公正，终无一言自辩，也不用置辩。因为有目的攻击，是愈辩愈煞有介事的。”而蒋介石经过观察考验，认识到刘汝明的人品和作战能力，多次公正对待刘汝明，也令刘汝明感激不尽。

武汉会战期间，1938年8月20日，友军(八十四军)擅自先行撤走，致使六十八军处境非常危险。刘汝明当即亲自率警卫部队占领一个小山头抵抗，扭转危局。先行撤退的李诚一“给蒋介石发了电报，告知刘部情况。两个小时后，蒋即复电问刘的下落。不久刘汝明到了这里，我将蒋电示之，刘颇感激蒋的关切”。

1938年10月25日，第五战区各军百多门大炮被日军掳去。不久，蒋介石到西安又召集第五战区及第一战区军长以上会议。刘在会后对李诚一说：“委员长一到讲台上，把帽子一放下就说：‘我是不想来的，但是这次江北撤退，第五战区失掉了百多门大炮，应由谁人来负责?李副长官(品仙)你报告，若报告错了，我知道的。’李品仙的报告是从奉令撤退讲起的。蒋说：‘不要那么长，只说在兖花公路上撤退的情形。’李说：‘当时我要子亮(刘汝明)派一部去占领应山，掩护我在兖花公路上的撤退。后来应山失守，子亮兄没有告诉我。’蒋说：行了，不要往下说了。’于是会场空气紧张起来，大家看着我，张自忠等人暗地递纸条给我，要我请求申辩。我未动。散会后，蒋即召我去谈活。一见面，蒋说：‘很好很好，你在应山打得不错，旅长受伤了。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没有。’就出来了。”一会儿又说：“我一听蒋先生说‘报告错了，我知道’，我心里就有底了，知道你（指李诚一，引者注）的电报蒋已看到了。”原来日军之所以能很快占领应山，是因为友邻部队提前撤走，“所以蒋介石并没有责备刘。”

1939年春，信阳日军以—个旅团北犯明港阵地，工事全被日军炮火击毁。刘汝明指挥部队迅速收复明港阵地。后来白崇禧、何应钦在军事汇报中说，这8个月中第五战区没什么重大军情，只有六十八军刘汝明大胆抽凋兵力，集中使用，击破日军在攻占明港后向确山进犯之企图，恢复了明港。另有庞炳勋部在开封地区也有一次主动作战等等。

应该说，正是由于蒋介石能够赏罚分明，并未因刘汝明的杂牌军将领的身份而过分歧视、压制。刘汝明在蒋介石麾下的心情还算比较好。毕竟士为知己者死。

右起：韦永成，黄琪翔，张自忠，李宗仁，孙连仲，汤恩伯，郭忏，王鸿韶。左起第三人为刘汝明。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孙连仲第2集团军，黄琪翔第11集团军，孙震第22集团军、张自忠第33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5月张自忠殉国后，该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冯治安升任总司令)，刘汝明任第2集团军副总司令。

在解放战争期间，刘汝明曾经数次被解放军击败，损兵折将，而作战比较消极。“1948年7月间，在河南省政府的宴会上，蒋介石特派之战地视察团第一组组长刘伯龙（黄埔三期，曾任军统局别动队总司令）说：‘我打了几十年仗，谁打假仗我还不知道么？’暗指刘汝明与解放军作战不力，打假仗。刘汝明大怒，起身揪住刘伯龙就打，省主席刘茂恩拦住才罢手。……致电蒋介石，控诉刘伯龙之骄横。蒋复电刘汝明安慰之。实际刘汝明大打出手，还是源于杂牌与嫡系之间的鸿沟。一些老资格的将领早已对黄埔生的傲气心怀不满。1940年在何应钦召集军事会议散会后，刘汝明、张自忠等在刘戡、宋希濂（二人均为黄埔学生）后面走着，只听刘戡指着在他前面的四川将领李家钰说：‘靠这些老先生们去抗日，真是活见鬼！’张自忠、刘汝明听到了，心里极为反感。”

对于派驻刘汝明所部的黄埔系人员的告状和小报告，蒋介石并未轻信。反而多次表示对于刘汝明的关心和信任，这是刘汝明始终未参加反蒋起义的基本原因之一。1949年11月18日，时任第89军军长刘伯龙因同解放军接洽投诚改编，被谷正伦捕杀，张涛升任军长。12月7日，张涛率该军在贵州普安起义，接受解放军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