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军抗日史记—第8篇

滇军抗日史记—第8篇

8. 六十军回防滇南

日军南进 家乡告急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我国沿海港口逐步被日军封锁，从法属越南通往广西边境以及云南昆明的铁路，便成为国际援华物资的重要渠道。于是，占领越南，切断越南与广西、云南之间的交通联系，也就成了日军进一步封杀中国的下一个重要目标。1939年9月，日军大本营趁法国与德国交战无暇东顾的时机，派出其第五师团、第二十八师团等部，在海军舰队的配合下，从海南岛越过北部湾海域，于11月18日在广西钦州湾登陆，11月24日攻陷广西首府南宁，并在昆仑关跟中国守军进行了一场不惜血本的拼杀。

悉心关注事态发展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为此曾多次向中央政府进言，建议国家加强西南防务，确保西南大后方和中越交通渠道的安全。可是，龙云的一片苦心，并未引起上峰的足够重视。到了1940年6月，由于法国政府向德国法西斯投降，法属越南殖民当局便很快倒向日军方面。龙云面对日军即将在越南登陆，滇越铁路也将随之被日军切断这一严重局势，赶忙派出时在昆明的卢汉和省财政厅厅长陆崇仁，于6月15日飞往重庆，代表他直接向蒋介石请求将第一集团军由江西调回云南，以便尽快在滇南厚积兵力，防止日军在占领越南之后突然向云南发动进攻，以至进而威胁重庆这种可能性的发生。但蒋介石6月18日在黄山别墅召见卢汉时，却堂而皇之说了这样一番话：“欧局剧变，法国停战，须静观数日，俟欧局明了后，兵力如何分配，方能统筹。”

龙云有鉴于此，紧接着于6月20日给卢汉和陆崇仁发去电报，要求他俩务必请求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将第一集团军“同时开拔回滇，以应事机”。

与此同时，龙云还分别致电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以及国民政府内政部长、云南老乡周钟岳等人，吁请他们帮忙尽快促成此事得以早目解决。

直到9月11日，蒋介石这才批准让第一集团军下属的六十军调回云南布防，而五十八军和新三军仍然留在江西作战。为此，龙云于9月15日给六十军军长安恩溥发去一封电报：“迭电均悉。所呈概属赤诚真语。惟当此国难乡危之际，中央尚且垂念滇省，特派吾弟率部兼程回滇协防。吾弟分属滇人，救国尚且不落人后，乡危何忍坐视？故此时，论私论公，卫乡卫国，吾弟惟遵命力疾，克日率部起程，则乡国幸甚矣。”

安恩溥奉命后，立即赶往吉安野战医院，对需要留在那里继续进行治疗的六十军伤员予以抚慰，作好安排，然后于9月中旬率领全军能够行动的5619名官兵，从江西上高、奉新等地步行到湖南渌口、衡阳，紧接着从上述两地乘湘桂铁路火车至广西柳州，继而又步行17天，于11月抵达滇南砚山休整，之后于1941年2月开赴蒙自着手滇南防务。

越南形势急转直下。由于法国维希政府已于1940年6月17日向德国投降，作为德国法西斯同伙的日本，便趁机向维希政府施加压力，首先取得了在越南北部地区屯兵的权力。于是，日军第三十八军在其司令官土桥勇逸的指挥下，于当年9月从海防登陆进驻越南首都河内。紧接着，土桥勇逸将其第三十八军下属的第二十一师团、第二十八师团，以及近卫师团的兵力，摆到滇南正面越北边境一线的老街、安沛、越池、谅山、莱州、奠边府等地，不仅全面封锁了滇越铁路，而且还对滇南形成了剑拔弩张的逼人之势。

2.深沟高垒 严阵以待

六十军于1940年秋冬之季由赣北调回云南之后，第一集团军也将总司令部由江西移到昆明，而在赣北上高另设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副总部统辖五十八军和新三军。为了将指挥机构向作战前线靠拢，次年5月，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由昆明移至蒙自海关关署办公。这时，龙云将省内留守部队7个旅中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七这5个旅交给卢汉节制，并由卢汉根据滇南防务的需要，将上述5个旅跟六十军合并在一起，分别组成以安恩溥兼任指挥官，下辖郭建臣一八二师、万保邦一八四师、闫旭第三旅、卢睿泉第七旅的第一路军，以及由张冲任指挥官，下辖龙绳武第二旅、马继武第四旅、邱开基第五旅的第二路军，分别布防于河口、屏边、金平、个旧、建水等滇越铁路以西地区。

国民党政府最高军事当局，还将甘丽初第六军划拨给卢汉节制，令该部由贵州进驻滇东地区作为第一集团军的二线部队。为了加强滇南防务，国民党政府最高军事当局还将由第九战区转战到广西的关麟征第九集团军（由原第十五集团军改编而成），于1941年初也调入滇南，令其下属各部在滇越铁路以东地区的文山、马关、麻栗坡一线布防。

守备于滇越铁路以西地区的第一集团军，按照卢汉关于“持久防御”这一战略决策的要求，利用滇南中越边境地区山高谷深、江河纵横的险峻地形作天然屏障，严格封锁各重要隘口，同时沿国界线我方一侧选择要点，构筑主阵地和前进阵地工事，作大纵深配备部署兵力。尽管滇南河口与越南老街之间红河上的滇越铁路大桥，在六十军返回云南之前已由龙云派兵炸毁，但为了阻断来犯的日军机械化部队，第一集团军各部还奉命对我方一侧靠近前线的滇越铁路，以及滇越公路和其他各种便道逐一加以破坏，使其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大敌当前，滇南边境地区的逢春岭土司龙建乾、马鞍底土司廖佐民、犒吾卡土司龙鹏程、猛弄土司白日新、瓦渣土司钱桢祥、落孔土司孙儒文、永乐土司普国泰、司陀土司李呈祥等少数民族头人，纷纷自发组织当地民众协助国军抗日。

卢汉深边疆各土司的这种爱国热情所感动，于是将他们召集到蒙自开了个会，对他们如何深入开展抗日活动作了具体研究。这之后，第一集团军还不断派出下属官兵前往各土司住地，帮助他们做好对青壮年民众的训练工作，并向各土司提供通讯设备架通了相互联系的电话线，还分发了部分枪支弹药。在卢汉的支持下，滇南边境地区各土司领导的民众抗日活动，一直坚持到1945年才结束。

1940年9月日军进占越南，虽然切断了滇越铁路，但这时的中国，还有一条滇缅公路在源源不断地将美国的援华物资运往各抗日战场，因此，日军逐渐把由越南进攻中国西南大后方的战略目标转移到缅甸方面。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大举进攻东南亚，其攻击矛头之一就是指向缅甸，切断滇缅公路这条中国唯一的国际通道。为此，日军设在西贡的南方军司令部，很快派出第五十五师团和第三十三师团从越南进入泰国，然后于1942年1月突然由泰国向缅甸发起攻击。

为了应付这一新的局势，国民党政府最高军事当局将第一集团军节制的第六军，编入中国远征军序列入缅作战。1943年和1944年，中国远征军（含中国驻印军）在美英盟军的支持下，准备在缅北和滇西向日军发动反致之际，国民党政府最高军事当局又将第九集团军下属的第五十四军，以及第八军编入中国远征军序列，开赴缅北或滇西参战。由于日军转移战略目标，滇南防务大体上处于平静的状态。

1945年1月，中美联军取得了在缅北和滇西两个战场上打败日军的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最高军事当局为了适应抗战最后阶段形势发展的需要，遂下令于当年5月将在滇第一集团军的番号，及其下属第一路军、第二路军撤销，但在保留六十军建制的同时，又将其他一些滇军部队归并起来，组建了第九十三军。

在这次改组滇军的过程中，国民党政府最高军事当局还下令将第九集团军下属的五十二军、第二十集团军下属的五十三军，跟滇军六十军和九十三军并拢在一起，组建为仍以卢汉为司令长官、指挥机构则设在滇南开远的第一方面军。

荣光--开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按照中、美、英三国政府共同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宣布日军无条件向盟军投降。从此，由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其彻底失败而告终，中国军民进行的八年抗战，也在欢庆胜利的锣鼓声中落下帷幕。

抗战胜利后，驻守滇南的第一方面军奉命开赴越南北部地区，负责办理接受越北日军投降的各种事宜。当时，按照盟军统帅部的安排，越南北纬16度以南地区的受降工作由英方承担，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包括泰国、老挝部分敌占区）的受降工作则由中方承担。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出于对各方面需要的考虑，便把接受越北日军投降的任务，交给以卢汉任司令长官的第一方面军来完成。

入越受降的第一方面军，除了第一方面军的直属部队万保邦第六十军、卢睿泉第九十三军、赵公武第五十二军、周福成第五十三军外，由龙云直接指挥的龙绳武暂编第十九师、潘朔端暂编第二十三师，也奉命加入，共约20万的兵力。

第一方面军正式开赴越南之前，在越北的日军第三十八军司令官土桥勇逸，就遵照卢汉的电饬要求，派出以第三十八军参谋长酒井干城为首的一行五名洽降代表，于8月31日由一名美军联络官陪同，乘坐美军飞机由河内飞抵蒙自然后转赴开远，同第一方面军参谋总部参谋长马锳，就其如何向中国军队办理投降手续一事作了具体洽谈。

紧接着卢汉派出第一方面军参谋总部副参谋长尹继勋等人，由开远赶往河内为入越受降部队设立前进指挥所。与此同时，由滇南出发的第一方面军各受降部队，分四路经越北老街、河阳、谅山、莱州等地，冒着时断时续的大雨和少数日军的顽抗逐步向前推进。至9月下旬，万保邦第六十军抵达北纬16度附近的南安、顺化、土伦，卢睿泉第九十三军抵达河内、海防，而赵公武第五十二军则停留在越北靠近中越边境一带的越池、太原等地。

卢汉及其主要随员于9月20日到达河内之后，立即在原法国越南总督府设立办事机构，着手处理接受日军投降的各种事宜。中国军队的到来，受到了越南人民和旅越华侨的欢迎，他们还组织了一个工作队，前来为第一方面军当向导，做翻译。

受降仪式于9月28日上午10时在总督府的礼堂内举行。庄重肃穆的礼堂大厅里，悬挂着中、美、英、苏四大盟国的国旗。出席受降仪式的各方人员，除了第一方面军下属各处处长和团级以上官佐外，还有国民党政府由军政、财政、外交、交通等六部门派出代表组成的顾问团成员，美、英两国的有关官员，以及越北各地侨领和各国媒体派来采访的记者，一共500多人。

主持受降事宜的卢汉坐于主席台正中，马镇和尹继勋列坐于卢汉的左右两侧。仪式开始之后，日梁驻越北的第三十八军司令官土桥勇逸、第二十一师团师团长川国直福、第三十四旅团旅团长永野修身等人，经我方人员引导进入会场听从胜利者对他们的命运的安排。这伙曾经在中国或越南战场上耀武扬威、杀人放火的战争罪犯，首先向代表盟国接受他们投降的卢汉、马锳和尹继勋鞠躬行礼，然后分别在投降书上签上他们各自的姓名。卢汉以严正的态度首先向这伙受降日军头目宣读了《波茨坦公告》的有关条文，然后据此命令他们及其下属陆、海、空各部队立即放下武器，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并按照指定的地点办理受降后的一切手续。卢汉宣读的文告和发布的命令，在会场上激起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

受降仪式之后，第一方面军一共在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收缴日军各种枪支4万余件、各种火炮800多门、战马6000多匹、飞机10架，同时将3万多名日军宫兵分别押解到河内、海防、土伦三地的战俘营集中管教。继后在逐一查清这些日军战俘罪行的基础上，除了将土桥勇逸等189名战犯交由国民党政府广州行营审判外，其余战俘则由美军提供船只，陆续将他们遣返回国。

尾声

1945年10月2日深夜，驻扎在昆明北郊的杜聿明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部，突然派出部队将昆明城包围起来，并首先在大东门附近向城内发动进攻。不明就里的地方警察，立即开枪向对方予以还击。这突如其来的枪声，顿时让还沉浸在欢庆抗战胜利喜庆气氛中的昆明老百姓，蒙上了一层阴影。

原来，蒋介石对既是云南省主席，同时还兼任着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主任这种重要职务，却在暗地里支持民主运动，跟延安的朱德也有联系的龙云，早就产生了戒心，搞掉龙云已成为他多年来的一大算计。1942年10月，当率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日失利，败退到印度之后的杜聿明回到昆明时，到重庆去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这样的职务。10月6日上午，龙云在前来劝驾的宋子文等人的陪同下，正要从巫家坝机场乘飞机离开昆明时，杜聿明也匆匆忙忙赶来送行。龙云一见杜聿明，顿时火冒三丈，指着他的鼻子大声骂道：“杜聿明，你简直像个滥贼！我是云南省主席，蒋委员长的行营主任，他不要我干，只消说一声就行了嘛。你深更半夜派兵包围昆明，进攻行营，成何体统！”

龙云是1928年1月由蒋介石南京政府委任的云南省主席。八年抗战期间，云南组建的六十军、五十八军、新三军，以及原来的老三军，分别在鲁南、冀中、晋东、晋南和湘鄂赣三省，跟侵华日军浴血奋战，为国家最终取得抗战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这八年时间里，云南一共征募兵源45万，在各个战场上阵亡的滇中子弟就达37万之多。为了解决好进入云南的近百万内地难民、学校师生、工商界人士、国民党军队、美军援华官兵的吃饭问题，龙云运筹帷幄，一面命令全省各县将历年经办的所有积谷统统拿出来，一面逐年向全省各族农民增加粮食的征购、征借任务，同时每年从越南（1940年以前）、贵州以及当时的西康省购进一批粮食。

在龙云的领导下，全省各族人民以“后方多流汗，前方少流血”的博大胸怀，忍受着一切艰难困苦的煎熬和各种工伤事故对生命的威胁，兴建祥云、沾益、陆良、呈贡、蒙自、保山等50来个机场，以及滇缅、滇越、滇川、滇黔、滇桂、西祥等40多条公路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机场和公路建成投入使用后，既为陈纳德的飞虎队来华参战，又为运送部队和各种抗战物资创造了条件。特别是滇西10多万各族群众、各级官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从1937年10月至1938年8月抢修而成的滇缅公路，后来一度成为我国唯一的一条国际通道，大批美国援华军火和其他战略物资，通过这条公路源源不断运往抗日前线，为支撑岌岌可危的抗战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一胜利，蒋介石采取军事高压手段逼迫龙云下台，改组云南省政府之后， 任命仍在越南受降的卢汉接任省主席一职，让新任省民政厅厅长的李宗黄代行其职务。李宗黄这个蒋介石的铁杆人物，伙同新任省警备司令部副总司令，即刚从滇西抗日战场上下来的第八军军长何绍周，动用军队和警力疯狂镇压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学校掀起的“一二•一”学生运动，结果激起全国各界的同情和声援，李、何二人也因此成了当时云南政界昙花一现的角色。面对蒋介石在抗战刚刚结束之后便大举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发动内战这种令人忧虑的形势，具有“民主堡垒”之称的昆明，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的爱国运动，又很快开展起来。

这次走上前台充当打手的也是刚从滇西抗日战场上下来的另一个显赫人物，即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他接手何绍周担任省警备司令部总司令这一职务之后，令其稽查处长王子民采取暗杀手段，分别于1946年的7月11日和7月15日，在昆明枪杀了著名学者、民主斗士李公朴和闻一多，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李闻惨案”。龙云走出云南政坛之后昆明发生的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及其产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蒋介石的统治地位。

入越受降的滇军六十军和九十三军，到1946年3、4月间将日军战俘遣返完毕之后，奉蒋介石之命开往东北跟人民解放军打内战。其中的九十三军，在锦州战役中被四野歼灭。而六十军的潘朔端一八四师，首先于1946年5月30日在辽宁海城起义，投向人民的怀抱；到了1948年的10月17日，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也率领该部另外的一八二师和暂编第二十一师，在吉林长春起义，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走上了光明大道。

1945年12月，卢汉从越南河内回昆明就任省主席一职之后，在黑暗与光明的冲突中苦苦挣扎，最后经中共南方局在滇地下工作人员的多方开导，以及边纵游击队的积极支持，于1949年12月9日宣布云南和平起义，让五星红旗在五华山光复楼的顶上高高飘扬起来。

滇军新三军在九江完成受降任务之后奉命撤销；而五十八军在南昌完成受降任务后便卷入内战旋涡，1949年10月当该部退至广西玉林、北流等地时，被人民解放军予以歼灭。

1946年5月，龙云跟随还都的国民党政府由重庆到了南京。这之后的1948年12月8日，龙云由抗战时期在昆明结交的老朋友陈纳德提供帮助，脱离蒋介石政权从南京飞往广州然后转赴香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龙云被列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之一，1950年1月，他终于由香港回到了北京。

（完结）

在台儿庄战役中，六十军一共阵亡官兵13869人。

（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教育出版社、杜奎昌编撰：《经典云南丛书》）

滇军的抗战经历讲完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六十军在曾泽生带领起义后被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还有着精彩的经历，那就是抗美援朝战争，依然波澜壮阔。

我们2024年见，祝各位：

所求皆如愿，所行化坦途

多喜乐，常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