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边境扫雷，历时4次花费26年，当初为何要埋上百万颗雷？

中越边境扫雷，历时4次花费26年，当初为何要埋上百万颗雷？

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第二年我国就在中越云南、广西边境，开始了第一次大扫雷。

到2018年中越边境第四次扫雷结束，扫雷进行了整整26年。

中越边境扫雷历经两代军人，第一次大扫雷开始时，获得“八一”勋章的扫雷英雄杜富国才一岁，而扫雷烈士程俊辉，1994年第一次大扫雷结束时才出生。

到底有多少地雷需要花这样长的时间清除？中越边境我国一侧到底埋了多少地雷，谁也说不清楚，有人说有一百万，有人说有两百万。

1979年自卫反击战我军撤兵后，越南占领了骑界线上的老山、者阴山、扣林山、八里河东山和法卡山，为防御我军收复这些地方埋设了大量地雷。

老山战役知道的人很多，其实收复老山以前，1981年我军就收复了扣林山和法卡山，1984年又相继收复老山、者阴山和八里河东山。

此后我军和越军在这些地方进行了长期的攻防战，直到1989年才停火。

这期间，我军也在收复地区埋设了海量地雷，防止越军越界偷袭，双方在边境我国一侧留下超过百万颗地雷也就不足为奇了。

地雷数量多，如果集中在地形平坦的地方并不难清除。然而中越边境的地雷，几乎都埋设在丛林密布的山地，很难使用机械排雷。

大面积轰炸引爆，不仅破坏植被，还不能清除干净，甚至会造成地雷分散移位，留下更难解决的隐患。

战争时排雷只需要清理出大概的区域，为部队开辟前进通道。和平时期排雷，则要求除雷务尽，不留隐患，这就给排雷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

中越边境排雷还有一大难点是地雷的种类太复杂，有好几十种。不同种类的地雷触发方式不同，埋设的方式也不同。

中越边境的地雷不止埋在土里，石缝里，树枝上都有地雷，不少地雷还是诱人触发的“诡雷”，扫雷时让人防不胜防。

加上越南接受中苏援助，又经历过和美国的战争，使用的地雷有中式，有苏式，有美式，有越式。

制式不一样清除的方法也有区别，又给扫雷增加了复杂性。说中越边境的雷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雷场一点也不为过。

地雷数量多，种类多，埋设区域地理环境极其复杂，这些因素造成了排雷时间长达二十六年，生活在雷区附近的边民，因此受到了很大伤害。

边境五座“雷山”，除了法卡山在广西，其余四座都在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县。

这个县是地雷重灾区，有世界闻名的“地雷村”八里河村。村民几十年生活在地雷的阴影下，不少家庭全家都受到过地雷的伤害。

八里河村和越南仅有一河之隔，村里200人，有十一人被地雷炸死，上百人被炸伤。

村子如同一个地雷阵，房前屋后，耕地里，道路上都可能踩上地雷。有村民经过长年统计，认为村里每亩地平均埋有四十二颗地雷。

从一些血淋淋的触雷事件中，大家能够了解到八里河村生活环境有多恐怖。

1993年的一天，村民陈正方和同伴在住房附近割草，镰刀刨出颗地雷。还没等陈正方远离，地雷突然爆炸，飞溅的碎石瞬间击伤了陈正方的脸。

同村的人赶紧把满脸是血的陈正方送到县医院。经过检查，陈正方的眼角膜受损，左手食指被炸断。

医生要为他截去去食指，他不同意回家用草药自行调理，虽然保住了指头，但指头从此不能活动自如。

而且他视力也因被炸严重下降，脸上还留下大面积青斑。

住宅附近危险，田里也危险。1998年，陈正方在田里劳作，又被地雷炸了。

那天还算幸运，他踩上地雷居然只是小腿被炸出两个血洞，自己包扎了一下连医院都没有去。

不过，他现在小腿肉里还留有异物，小腿一处摸着硬邦邦的，也不知道里面是金属、碎石，还是植物梗这类东西。

1999年，村民邹大聪的父亲在屋后铺设水管，用弯刀砍伐竹子清理场地的时候，弯刀触雷把他父亲当场炸死。

一般人见到地雷避之不及，这里有些村民对地雷已经麻木，邹大聪的弟弟在拿着地雷玩耍时被炸死，死亡时年仅二十六岁。

八里河村三面环山，西面山口朝向老山，这一带都是八年边境战争的焦点战区，村子通往外界不到十公里的山路上，就竖着六个“雷区，禁止入内”的黑骷髅标识牌。

山上比村子更危险，完全是步步惊心的环境。脚下可能踩着地雷，或者碰到牵着细钢丝的绊发雷。

顾着脚下，头上一不小心挨着隐蔽在树枝上的吊雷，一旦爆炸是什么后果想想都可怕。

山上的路有时前面的人走了没事，后面跟着的人反而被炸。或者头天走过的路很安全，第二天走就踩着地雷。

明知道山上险恶，靠山吃山的村民为了生活还是不得不上山。2003年的一天，陈正方和另三个村民上山割芭蕉叶喂猪，陈正方又一次踩响了地雷。

这次他伤得比前两次都严重，倒在地上站不起来。三个同伴背着他走了两公里，才在部队的帮助下，把他送到县医院。

陈正方左脚伤势严重，只能从脚踝上方截肢。此后他成了伤残人士，必须装上塑胶假肢走路，再也不能干重活，家庭经济状况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邹大聪的父亲弟弟都被地雷炸死，他的大哥有次上山找树枝做拐杖，也被地雷炸伤，除了眼睛、右手指受损，一只脚伤得最严重，不得不截肢。

他本人和陈正方一样被炸了三次，第三次右小腿被截肢。八里河东山被称为“八十年代的上甘岭”，当年战斗十分激烈，埋设的地雷相当多。

战争时期，山上留下大量的废铁和弹片，有次邹大聪和另一个村民到山上捡废铁卖钱，他捡起一大块铁皮起身时，肩膀碰到了树枝。

当地村民对各种地雷保持着相当高的警觉性，不知道的人碰到树枝不当回事，邹大聪碰到树枝却心头一紧，生怕触动吊雷，下意识急退两步。

顾了头上没顾上脚下，邹大聪踩响地雷被炸翻在地，当即昏迷过去。见他伤情严重，同伴一个人无法处置，赶紧步行一个小时下山找人帮忙。

等其他村民赶到把邹大聪送到县医院，他的右小腿已经保不住了，只能截肢。

邹家父子五人，父亲和小儿子被炸死，老大和老三被被炸截肢，只有老二邹大树还是健全之躯。

也许是家庭的遭遇触动了邹大树，邹大树自学了很多拆雷的方法，如今他已经扫雷四十多枚。

对地雷邹大树很在行，他知道反坦克雷一颗有十公斤重，人踩着却不会爆炸。而只有月饼大小的地雷，人踩着就会引起威力不小的爆炸。

压发雷、绊雷、吊雷、跳雷等各种地雷，装药量、总重量、插销是什么情况，邹大树也清清楚楚。

村里像邹大树这种自学扫雷的村民不少，他们凭着一把锄头和农药喷雾器就敢扫雷。村民陈光富还因扫雷贡献，获得过原昆明军区颁发的三等功。

村民王开学扫雷二十年，共排除地雷上万颗。二十年来，他很多时候每天扫雷达八小时。

王开学靠日积月累的经验，估算出村中一些地方地雷的大概密度。他说密集的地方，两亩地就有两百颗地雷，平均下来，全村每亩地大概有四十二颗地雷。

有次某媒体去拍摄他扫雷，他在两平方米的土地上，就刨出七颗地雷。

刨出地雷王开学会带到安全地方自行拆除，然后拿回家中收集。等地雷达到一定数量，再交给扫雷部队处理。

八里河村村民靠自己就清除了成千上万颗地雷，好像危险已经解除。

其实不然，村民扫除的地雷，只是九牛一毛，没有经过扫雷部队专业扫雷，不管是八里河村还是其他雷区的村子，始终都生活在危险中。

这些村子都迫切期待扫雷部队能彻底清除地雷，1997年第二次大扫雷的时候，雷区有些村民看到部队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终于来了。”

1992年第一次大扫雷，历时两年。当时因为资金等原因，主要针对边境口岸、通道、巡逻线路扫雷。扫雷之后， 雷区村民触雷频率还是比较高。

1997年第二次扫雷规模最大，这次扫雷同样历时两年，共清除地雷五十多万颗，其他爆炸物十八万件，封围雷区一百六十平方公里。扫雷之后，村民触雷事件大幅降低。

每扫除一个雷区，扫雷部队在把土地移交给当地政府前，都要排成几列横队，由军官带头，手拉手高唱军歌趟过雷区。这样做，是为了向村民确认扫雷地区的安全。

扫雷部队都经过专业培训，扫雷英雄杜富国2015年刚参加云南扫雷大队时，专业考核倒数第一名。

此后他苦练技能，渐渐成了每次考核都得满分的标兵。扫雷烈士程俊辉，为练探针手感，经常在胶鞋底扎针，他的胶鞋底满是密密麻麻的针孔。

专业扫雷提供的安全保障，不是村民自发扫雷能够比拟的。

专业扫雷探针每次移动的间距只有三到四厘米，经过这样扫雷的雷区，基本不再有安全隐患，前面人走没事后面跟着的人触雷；今天走没事，隔天走同样地方触雷的事不会再发生。

扫雷部队手拉手通过扫除的雷区，就是为了让当地村民放心。

2007年完成中越边境勘界后，2008年我国为开辟界碑安全区，进行了第三次大扫雷。

通过三次大扫雷，相对容易清扫的雷区都已经清理出来，剩下的基本都是地形条件恶劣，扫雷障碍极大的封围区。

不过这些封围区里还有可用耕地，政府要尽量为村民争取生活资源。另外封围区还存在一个重大隐患，也让扫雷必须继续下去。

在边境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就有毒贩冒险通过雷区走私毒品。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云南缉毒烈士张建军，有次当卧底到边境和毒贩接头，毒贩怀疑他的身份，把他引到雷区丢下。

张建军在雷区呆了两天，被我军当成越南特工“抓获”。确认了张建军的身份后，我军官兵都说他命大，长时间在雷区转居然还没有出事。

2014年，深圳查获通过云南雷区进行走私的团伙就有十二个。这些走私团伙把货物从香港运到云南，再转运到中越边境，然后从封围区的秘密通道，把货物走私到国内。

封围区没有关卡和巡逻，除了走私，还可能给其他违法活动留下运作空间。

第四次大扫雷的地区，基本都是陡峭的山地。这些地方经过几十年的气候侵蚀，地貌已经发生变化，地雷的分布在雨水、泥石流的作用下，变得更加复杂。

有次某扫雷队在山中一个区域，炸开三十厘米的土层，一探测发现下面有几十颗地雷。

这些地雷并非埋设在一起，而是在雨水的冲刷下，随泥浆流下，被岩石阻挡堆积在一起。

类似这种地雷分布变化，给扫雷增添了难度。在有些陡峭林密的地方，扫雷更加不宜，扫雷战士甚至要用上武侠片的威亚，进行悬空操作。

九零后扫雷战士程俊辉，就是因为在陡峭的山地扫雷而牺牲。

程俊辉和杜富国一样，也是在2015年第四次扫雷时，主动申请加入云南扫雷大队。他原部队的连长，因为他是连队的精英，还很舍不得放他去扫雷大队，

2016年六月的一天，程俊辉和战友在一处陡峭的山地扫雷，程俊辉扫雷的区域，坡度达到七十度。

“小黑，我发现一枚引信。”这是程俊辉留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说完这句话没多久，程俊辉脚下的巨石突然垮塌，程俊辉摔下山坡后脑着地不幸牺牲。

既然剩下的雷区都是扫雷难度极大的地带，那已经过去几十年，能不能等地雷自然失效呢？

塑胶地雷有效期长达一百二十年，即便几十年过去，地雷的危险性并没有减弱，不扫除，封围区就不能开放，让村民和边防巡逻队进入。

而且以前的扫雷也还留下一些死角。坝中村村民涂首华曾经右腿被地雷炸断，2015年扫雷开始后，他向部队反应，他屋后小山包还有地雷，曾经炸死过牲口。

这个山包没有标识，也不在此次扫雷划定的范围内，他请求部队能处理一下。

涂首华说的小山包，扫雷队手中没有任何资料，扫雷的风险极大。为了村民的安全，扫雷部队没有用不在计划之列来推脱，程俊辉带着一个小组，把这个小山包的地雷全部清除。

后来涂首华听闻程俊辉牺牲痛心不已，说每年他都会到程俊辉坟前祭奠。

第四次扫雷的时候，我国早已经有了扫雷机器人，然而由于地形环境的限制，高科技设备在第三次扫雷中基本没有用武之地，扫雷还是必须依靠人工完成，90后的扫雷英雄和烈士也因此而出现。

而有些军人几乎把整个军旅生涯，都奉献给了边境扫雷。云南省军区扫雷指挥部副指挥长田奎方，从军三十年，扫雷二十五年，参与了云南边境历次扫雷。

第一次大扫雷时，由于经济和技术条件落后，田奎方他们每天都要背着重达120斤的四个自制竹筒炸药筒，走五六公里的山路进入雷区。

外出作业，扫雷战士一天只能吃两顿，中午就在野外啃两口压缩饼干充饥，两年时间没有洗过一次热水澡。

夏天扫雷，战士要穿着十四公斤重的防护服作业，鞋子里都灌满了汗水。防护服还不能全身防护，为了保持触觉灵敏，双手必须裸露，一旦地雷爆炸，双手很可能被废掉。

田奎方扫雷受过重伤，杜国富也因扫雷失去了双眼和双手。二十六年的扫雷，两代扫雷官兵为边境和边民的安全，历尽了艰辛和危险。

在地雷面前，扫雷官兵从不退缩，程俊辉申请加入扫雷队，理由是和平年代的军人，要体验真正硝烟的味道。这就是军人的血性，这种血性，是老百姓安宁生活的保障。

扫雷官兵对百姓的安全具有高度的责任心，有个扫雷队在规定扫雷区的边缘，扫除了一枚地雷，由此判断扫雷区以外可能还有地雷，马上向上级申请扩大扫雷范围。这是在加大当地百姓的安全性，增加扫雷官兵的危险性。

扩大扫雷范围后，果然又在规定范围附近，扫除了几十颗地雷。当扫雷官兵举行手拉手趟雷区的移交仪式时，当地村民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有的村民特意宰了羊送到扫雷队，还有的村民带着孙女，到扫雷队按当地习俗，认战士当干爹，

地雷给边民带来了触目惊心的伤害，二十六年的扫雷还给了边民一片净土。

杜富国说“让地雷的伤害结束在我辈手上”，扫雷官兵做到了。

如今，两千公里的中越边境线，六百五十个雷区，只剩下五十个，边民得到了安全，边境也得到了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