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金融巨子贝祖诒

民国金融巨子贝祖诒

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大名如雷贯耳，声名远扬。

然而他父亲贝祖诒

当今却知道的人不多，有的人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从未听说过。其实有其子必有其父，在民国时期的金融界贝祖诒曾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称得上有作为的大银行家。

氏家族以行医卖药起家，单是一个贝聿铭在当今世界建筑设计业的显赫地位，就足以令世人对贝家刮目相看了。更何况，这个家族中还出过「颜料大王」贝润生、「金融巨子」贝祖诒，还有那座被乾隆爷原样仿造了两处的花园－－狮子林……家谱和方志如同历史的岩层一样，小心翼翼地翻开其中的某一层，抚去尘埃，当时的社会状况如同化石一般地呈现了出来。翻开《吴中贝氏家谱》的第一本，苏州贝氏的脉络终于清晰起来。原籍浙江金华府兰溪县的贝兰堂作为苏州贝氏的始祖，于明朝中叶以行医卖药为生定居苏州。到了清朝乾隆年间，贝氏由于经营中药业成为苏州四富之一。如今的贝氏家族支脉繁杂，据民国时「承训义庄」印制的《吴中贝氏家谱》中记载，贝氏那时已经延续到第十六世了。 近代，贝氏一族最为兴旺的支脉，是同为第十三世孙的贝哉安和贝润生两支。他们的六世祖是亲兄弟，两人同为贝氏余脉，却都不以医药业成名发家，贝哉安及其子孙被称为「金融世家」，而贝润生则被称为「颜料大王」。贝哉安年长贝润生4岁，两人关系甚密，曾共同为苏州政建和家族事业作出了许多贡献。贝理泰，号哉安，生于1866年。其父贝晋恩曾在浙江为官，告病还乡后，与人合伙在苏州一带经营典当、酱园等行业。贝哉安青少年时便中得秀才，20岁时成为苏州府学贡生。在他即将走上仕途时，由于父亲去世，他只得放弃事业，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打理父亲留下的大批产业。经过七年的经营，他将所有的产业安排得井井有条，并且能脱出身来计划自己的将来。由于他极善理财，为人又有着很好的口碑，知县吴次竹很赏识他，聘他为幕僚，掌管赋税和财会工作，当时被人称为「钱谷师爷」。 后来贝哉安协助陈光甫、庄得之于1915年创办了上海银行，1917年出任苏州分行经理。他还协助陈光甫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新型旅行社－－中国旅行社，后来又在苏州成立了分社，贝任经理。当然，仅凭贝哉安的这点资历，在巨头林立的上海滩是不足以被称为「金融家」的。之所以享得「金融世家」美誉，是因为他还有五个儿子、四个孙子从事银行工作。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贝哉安的三子贝祖诒，也就是贝聿铭的父亲。

贝祖诒出生在一个金融世家里，其父贝哉安协助陈光甫、庄得之于1915年创办了上海银行，1917年出任苏州分行经理。他还协助陈光甫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新型旅行社——中国旅行社，后来又在苏州成立了分社，贝任经理。他有五个儿子、四个孙子从事银行工作。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贝哉安的三子贝祖诒，也就是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号淞荪，生于1892年，苏州东吴大学唐山工学院毕业。1914年贝祖诒进入中国银行北京总行， 1918年奉命组建香港分行，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奠基人 ，此时，２５岁的贝祖诒春风得意，一肩二任，既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经理，又兼任广东分行总经理。

那时的中国军阀割据，连年混战，政局不稳，贝祖诒却处变不惊，大显才华，因经营有方，屡受上司嘉奖，到１９２３年已是蜚声中外的银行家了。1927年任上海分行经理及总行外汇部主任，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外汇汇兑局面。1928年10月中国银行改组为专营外汇银行，被推为私人股东董事兼总行营业主任。同年 11月，中央银行成立，任监事。为了建立新的金融体系，贝祖诒专程前往英美等金融大国考察，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回来后贝祖诒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举动，在所有的商业港口开办外汇交易业务，在世界各地开设了18家中国银行分行。最引人注目的是，1935年参与币制改革，以他为主起草了一项货币改革政策，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发行了一种新的纸币—法币，以禁止银元的流通。1938年4月任中国银行副总经理。1939年后任中英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中国代表，1941年任中英美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中国代表和中国银行总经理。抗战胜利后，时任行政院长、掌握财政金融大权的宋子文，极为赏识已是中国银行副总经理的贝祖诒，由他推荐，贝祖诒于1946年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在一年的任期内，贝祖诒致力于外汇管理，被视为最有才干的财务官员。后为了对付通货膨胀，主张开放外汇，抛售黄金，因外汇枯竭引起黄金风潮，再加上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1947年2月宋子文和贝祖诒被迫下台。新中国成立后，贝祖诒一直留在香港，直至1973年远赴纽约，1982年去世。贝祖诒虽曾身居要职，但公正廉洁，在他负责的银行中不用亲戚，众多兄弟，子侄从事金融工作，但没有一人是在贝祖诒的银行工作的。

支持国民革命事业

贝祖诒在广东和香港任职期间，正值孙中山南下护法，召开非常国会，组织南方革命政府，与北洋军阀相抗衡。贝祖诒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并与孙中山南方政府中的财政要员宋子文等保持着较好的私谊。

1923年2月，孙中山领导的军队击败陈炯明的部队，孙中山重回广州，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继续革命事业。同年12月20日，孙中山下手令给中国银行广州支行，将广东盐务稽核分所前存税款11万元交给分所所长宋子文，并由陈友仁出面向会计主任索款。广州支行从中行一贯的财务制度出发，拒绝提付。双方关系恶化，大元帅府一度下令通缉广州支行行长。直到1924年8月1日，孙中山任命宋子文为广东中央银行行长。中国银行派福建中行副行长舒石文和总管理处张宗英出面，向宋子文等进行疏通，双方关系才得以缓和。

宋子文担任广东中央银行行长后，广州市面金融混乱，中央银行因缺乏准备金而滥发的纸币毫无信用，造成兑现竭蹶、通货膨胀、罗掘俱穷的现象。宋子文为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提高广州中央银行纸币的信用，曾咨请广东省政府出示布告：“凡一切交易款项出入，对于广州中央银行纸币应一律通用，并随时持向该行及兑换所兑换，现已设兑换所两处，并委托八家银号为代兑机关。”为了筹备充足的现金，防止出现无法兑现的情况，宋子文派人至香港，向贝祖诒拆借部分现金。贝祖诒不敢擅自做主，秘密电告北京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请示。张嘉璈密嘱贝祖诒前往广州，与宋子文面谈，帮助广州中央银行整理纸币，并藉此机会联络感情。

贝祖诒与宋子文见面后，宋子文向贝祖诒提出借款200万元，贝祖诒答复说：“二百万元不是个小数字，我做不了主。这样，我先借给你五十万元先用，待请示总行张副总裁嘉璈同意后，再续借。”宋子文见贝祖诒是个爽快人，彼此有较好的印象，双方很快便由业务关系转为朋友关系，贝也因此而在以后成为宋的亲信干才之一。广州中央银行得到这笔现金后，作为准备金，用以整理金融，其发行的纸币才逐渐得以流通。在香港中行的支持下，广州政府有了经济基础，部队有了饷源，才得以统一两广，并为出兵北伐打下了基础。对此，宋子文心中自然有数。1926年7月，当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兵北伐时，广东中央银行行长宋子文电令出发各部队：“我军达到各地，当加意维持中国银行”，表示了对中国银行的扶助与支持。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当时，国民政府初建，所辖地域有限，经济来源不多，筹备各项用款尚很困难。蒋介石恣意向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借款，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是个职业经理人，一切照章办事，不合蒋介石的心意，与蒋介石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中行总经理张嘉璈认为：“宋经理对于总司令部军需处借款事，既按银行向例作风应付，引起双方不快。诚恐此后应付新政府人物，难免不再发生类似情事。我颇有调香港分行经理贝祖诒任沪行副经理，协助宋氏之意。会宋经理忽患神经衰弱重疾，极需静养，自专任常务董事，因调贝祖诒继任。”1927年7月，贝祖诒调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并在这一中国银行最重要分行的负责岗位上坐了18年。

贝祖诒上任后，与南京国民政府保持了和谐的关系，尤其在宋子文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后，上海分行更是鼎立支持。自1927年4月至1928年6月，在14个月之内，南京国民政府共发行国库券与公债13600万元，均由银行界先行垫款，然后再发售，其中以中行上海分行所占比例最大，贝祖诒对于国民政府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努力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宋子文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后，以中央银行作为国家最高金融机关，而将中国银行改组为“政府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并将中行总部从北平迁往上海。1928年11月17日，中国银行第十一届股东会在上海召开，600多名股东到会，会议选出商股董事12人，贝祖诒首次成为董事。会后，贝祖诒出任中国银行总行业务部主任，同时兼上海分行经理。

中国银行的性质改变之后，国际汇兑成为其主要业务，这对行员的业务能力与素质有了更高的要求。业务人员必须了解国外大银行、大商家进行交易的一切合乎欧美通行的手续和程序，还必须具备与国家债权、债务有关的国际私法、各国民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以及当地的商业习惯等知识。为此，中国银行常务董事、总经理张嘉璈专程去欧美国家进行考察，目的是“建立一足以与欧美银行抗衡之国外汇兑部”并“物色专家延聘来华担任中行顾问，重新组织管理，推广业务。”经德国五大银行之一的达姆斯特银行总经理高尔德施密特推荐，该行外汇部副部长罗德瓦尔德被聘为中行国际汇兑部业务顾问，其主要任务为：协助内部改组，成立国外部及指导国际汇兑工作的实施工作。

1930年3月，罗德瓦尔德来到上海。他与中行上海分行经理贝祖诒、总管理处专员陈长桐等共同负责筹设中行国外部，所有该部管理章则、业务手续，均由罗德瓦尔德制定。国外部的职能主要有二：一、掌管全行国外业务；二、审定国内外分支行的国外业务。国外部下设三课：业务课、管理课、会计课。“该部在国内银行界既属首创，而规则完备，人手整齐，此后同业之经营外汇业务者，咸视为楷模，多所取法。”

张嘉璈令中行上海分行就现存之国外资金及债票中拨出外币，合规元500万两，作为国外部的资金。当时，国际市场上银价正在下跌，对于中行筹措外汇资金相当困难。如果以银圆兑换金币，所得外汇之数，势必大为减少；而用银圆兑换金币后，如遇银价回升，则中行亦必受损失。张嘉璈踌躇再三，一时没有更好的办法。贝祖诒分析国内外金融经济现状后提出：购买中国政府在国外发行的外币公债，作为外汇资金。因为中国社会动荡，政治不宁，信用薄弱，此项公债价格已落至最低点，观察市面，已无可再跌。他因此建议购买外币公债，如果将来价格上扬，行方不但可以获利，而且可以抵消银价回涨之风险。张嘉璈接受了贝祖诒的意见，决定收购外币公债，1930年约合金币150万镑，1931年约合160万镑。与中央银行、交通银行相比，中国银行所持外币数量最多。这种外币证券均存于伦敦银行，可以随时提供向外国代理银行作融通资金之担保，从而缓解了中行外汇资金不足的困难。

国外部的汇兑业务，对贝祖诒来说，并不陌生。他与罗德瓦尔德相互配合，在外国银行垄断的情势下，争取国际汇兑业务，赚取外汇。中国银行的国际汇兑业务，过去一向委托日本东京第一银行为国外代理店。中行早就向日本政府提出设立分行的申请，但日本政府认为，中行是国家银行，不得在日本设立分行。中国银行改成专门的国际汇兑银行以后，上述理由已不存在，因此中行复向日本提出设立分行之交涉，并通过正金银行进行斡旋。日本大藏省最后终于同意，准许中国银行在大阪设立分行，在神户设立办事处。与此同时，中行相继在海外设立分行多处，中行在海外的局面逐步打开。1931年底，中国银行实行新的组织大纲，贝祖诒身兼国外部与信托部经理，成为中行的重要负责干部之一。

事业爱情两得意

1931年的夏季，贝祖诒以考察欧美银行之名义，到了欧洲。在伦敦泰晤士河畔，恰遇18岁的妍丽少女蒋爱玲。当时难得在异国他乡遇到中国人，何况两人一开口交谈，皆为吴侬软语，原来两人还是同乡，便有说不完的话，遂结伴同游。贝祖诒年近不惑，正断弦待续，当即坠入情网。蒋爱玲开学在即，正准备返回法国。贝祖诒拿出金融家的作风，立即跟踪追击，赶到巴黎，向蒋爱玲求婚。蒋毫无思想准备，再加上两人年龄悬殊，犹豫不决。

原来，蒋爱玲的父亲蒋履福是个外交官。1930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蒋履福为中国驻意大利代办，同年6月，蒋履福偕家眷到任。途次法国巴黎时，将女公子蒋爱玲（原名士云）留在当地，在一所天主教修女主持的女子中学读书。在学校放长假的日子里，蒋爱玲便赴欧洲各地旅游，结果在伦敦邂逅贝祖诒。爱玲的姐夫唐在均，时为中国驻德国汉堡领事，闻讯后，夫妇两人赶赴巴黎，但意见无法统一，最后决定请蒋履福前来定夺。或许是蒋履福与贝祖诒有缘，见面后颇有相见恨晚之感，当即许婚。贝祖诒与蒋爱玲的婚礼，遂在中国驻法国公使馆举行。婚后不久，新婚夫妇回到上海。

20世纪30年代中期，贝祖诒积极参与、推动了中国的币制改革。中国向来以白银为货币，所有的银两由民间自由熔铸，重量与成色以及与其他货币的换算比率都没有统一规定。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统一并垄断金融，必须统一货币的发行权，而要实行货币的统一发行，则必须实行废两改元。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银行为了自身业务的发展，也一直催促政府实行废两改元政策。1932年7月，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与钱币司司长徐堪分别到上海，召集银钱业代表讨论废两改元问题，贝祖诒以中国银行代表身份参加。同时，宋子文组织了一个由7人组成的废两改元研究会，由中国银行贝祖诒和外商银行代表及专家组成。该研究会的英国专家穆叔脱认为：中国近期实行废两改元的时机不成熟，须待10年或20年之后，等到新银币准备充足才能实行。贝祖诒则就立即实行废两改元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进行了论述，并批评了穆叔脱的观点。以此同时，贝祖诒还对外国银行和一部分钱业界代表，怀疑实行废两改元后，可能滥铸银元和滥发纸币，并担心银元供不应求等等顾虑，一一进行了解释。贝祖诒代表中国银行声明：中行对发行纸币准备进行公开检查，决不滥发纸币；而且库存银元充足，随时可供应市面。

币制改革的关键是需要货币汇价稳定，而汇价稳定的关键，在于有足够的汇兑基金。1934年秋，贝祖诒和李铭在上海与英商汇丰银行磋商，希望得到汇丰银行的借款或贷款，藉此来支持银本位的市场。汇丰银行经理也希望借款成功，使中国能够保持自由银本位，但是因借款须得到英国政府的同意，而英国财政部对此不抱信心，借款谈判暂时停顿下来。之后，宋子文和孔祥熙都曾向美国提出贷款，并打算将银本位改变成与美元联系的新币制，但也遭到美国国务院的拒绝。国民政府在借款不成，售银有限的情况下，迫于国内金融形势，决定独立进行货币改革，并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美国对法币与英镑的联系深感不安，遂提出以法币与美元挂钩等条件，收购中国的白银，以增加法币的外汇基金。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的外汇基金只有3000万美元，实行法币政策以后，出售白银换取外汇，增加了外汇基金。法币与英镑、美元实行固定汇率，中国、中央、交通三行可以无限制买卖外汇，使法币对外汇价基本趋于稳定。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根据财政部指示，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迁往南京，同时在香港和汉口设置总管理处驻港办事处和驻汉办事处，国外部及信托部随同总行驻港办事处一并移设香港，总行大部分处、室均移港办公。按照中行章程原规定：中行只设总经理一人。随着战争继续，行务日趋繁重。为适应战争形势需要，1938年4月，中行决定增设副总经理一人，聘请贝祖诒充任，同时仍兼任上海分行经理。国民政府为了大力吸纳民间闲散资金，推进小额储蓄，决定扩大储蓄网点。宋汉章和贝祖诒从香港致函各分行经理，要求从速着手筹备，积极进行，并于1941年4月制定了《中国银行筹设简易储蓄处办法纲要》，规定各分支行处，应选择相当地区，呈准总处筹设。到是年年底，中行新设简易储蓄处64处。此项措施对抗战起到一定的作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中国银行驻港办事处人员陆续撤回重庆。1944年，贝祖诒以中国代表身份出席在布赖顿森林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

四、出任中央银行总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宋子文已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他上任后即着手在关键的经济部门安插自己的人马，作为宋的亲信，贝祖诒于1946年2月26日被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

战后中国经济面临着复兴重建的艰巨任务，宋子文衡量形势，决定实行金融开放政策，同时决定以中央银行库存黄金为基础，以官定价格通过上海黄金市场买卖，借此回收过量发行的法币，吸取民间游资，稳定通货，并给金融开放政策以有力支撑。1946年2月2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开放外汇市场的决议。3月1日，贝祖诒到央行走马上任。3月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宣布实施《管理外汇暂行办法》、《进出口暂行办法》等一系列重大措施，将法币外汇定价定为1美元合法币2020元，指定中外27家银行及少数行号经营外汇买卖。贝祖诒自称：“奉命主持国行，接事后始知其任务之艰巨。查国行之使命为维持市面金融，稳定物价，供应军需，协助建国。国行能完成此种使命，方克为银行之银行。但建国大计须由政治军事经济各方协力合作方能奏功，而银行在经济方面实属于最重要之地位。”他表示：“国中两行关系至为密切。两行同人本此，自应一心一德，同心协力，互相合作”；“本人在国行任务既重，自不能同时兼任两行事务，故暂离中行，但此并非谓即置中行于不顾”；“两行业务互有关联，事实上难以分开”；“同时两行务须随时配合，互相切磋，以共负此建国之重要使命。”

贝祖诒到央行后，基本上只管业务，不问政事，忙于处理买卖外汇和配售黄金事宜。他所用的班底，皆是从中国银行带过来的，如业务局长林凤苞、主管外汇业务的副局长邵增华、外汇审核处长林维英、副处长徐光达等，都是中国银行的业务主管。他们把持了央行的外汇业务，而且搞得很是神秘，使中央银行的老人，一概不能与闻其事。结果，大大增加了两部分人员之间的矛盾。贝祖诒在中国银行工作了30余年，他的业绩令宋子文大为欣赏，并为宋子文所信任，但他却没有什么政治经验，尤其对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缺乏了解，只是简单地认为，有了宋子文作后台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因此，贝祖诒上任后，将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处理汇率与黄金买卖问题上。中央银行制订了《黄金买卖细则》，规定每天由各金号银楼向央行申购黄金，即明配；另外由央行委托几家指定金号随时抛售黄金，即暗售。通过这种方法，中央银行控制着市场黄金买卖的平衡。

贝祖诒上任的最初几个月，国共和谈正在进行，人民对和谈寄予很大的希望，外汇法定价格与黑市价格相差不多，外汇供应比较宽裕，加上黄金配售，中央银行拥有外汇资金约8亿多美元，黄金600万两，还有大量的敌伪产业以及美军剩余外资和联合国救济物资，可以随时运用，使外汇市场比较稳定。贝祖贻在答立法委员质询时曾直言不讳地认为，黄金政策一度取得的成功，“原因大部应归功政协会议之成功”，其后“情势大变，此一政策能否继续施行，实有详细加以考察必要。”到了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外汇市场形势逐步恶化，外货涌进，民族工业难于与之抗衡，濒于破产。经宋子文首肯，8月19日，贝祖诒将外汇汇率提高到法币3350元对1美元。这实际上是由于内战扩大，消耗激增，物价大幅上扬，外汇需要量大增的结果。贝祖诒无力应付，只得采取提高汇率一途。消息一出，国内外舆论大哗。是日下午，在中央银行会议室，贝祖诒在接见各报记者时，对记者们提出的不少问题难于回答，尴尬万分。好容易宣布散会时，他面对记者们长叹一声说：“我好苦哇！”

外汇汇率第一次调整后，不但黑市外汇水涨船高，物价也跟着大幅度地上涨。宋子文、贝祖诒迫不得已，只有大量抛售黄金，最多时一天抛售10万两，以稳定黄金官定价格。1946年12月，售出黄金78万余两，1947年1月，售出黄金67万余两。电影《乌鸦与麻雀》中，人山人海“轧金子”的镜头，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宋子文、贝祖诒还修正了进出口贸易办法，企图减少外汇供应。然而，外汇供应越少，外汇黑市价格越高，套汇、逃汇之风愈烈。到1947年2月15日，中央银行因库存黄金接近枯竭，不得不宣布停售黄金。至此，中央银行在外汇方面净支出美金35420余万元，黄金350万两。2月16日，国民政府被迫宣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规定外汇比价为1美元兑换12000元法币，宣告了宋子文的金融开放政策彻底失败。

上海黄金风潮爆发，导致经济危机，引发全国社会动荡，舆论哗然，宋子文因而成为众矢之的。3月1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行政院长宋子文辞职照准，由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张群任副院长；同时免去贝祖诒职务，任命张嘉璈为中央银行总裁。在3月举行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CC系又借机鼓动100余名中央委员临时动议，提出《惩治金钞风潮负责大员及彻查官办商行账目没收贪官污吏之财产以肃官方而平民愤案》，提出：“抛售黄金政策，原意固在收回法币，乃负责主持之人，不但运用失宜，抑且有勾串商人操纵图利之嫌，亟应一面再促政府依法提付惩戒，一面转咨中央监察委员会从速查明议处，以肃党纪。”3月13日，与黄金风潮案有关的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安仁和上海金业公会主席兼同丰余金号经理詹莲生三人被捕。据监察委员调查称，央行出售黄金价格由同丰余等行号与央行对讲电话报告为准，行号指定则“任意决定，漫无标准，已属不当，益以此五家均系由詹莲生一人介绍，则显然央行出售黄金事宜在市场方面故任詹莲生一人把持操纵，谓为官商勾结，实非过分。”4月4日，上海地方法院开庭审理配售黄金“舞弊嫌疑”案。林、杨两人均称“一切都是奉命办理”，詹莲生则称买卖黄金的金号和价格都是由局长和总裁决定，“我丝毫不能参加意见”。然而无论当事人怎么说，对这一震动全国的案件总要有所交代，最后，法院以判处林凤苞无罪，杨安仁有期徒刑8年，詹莲生有期徒刑4年而了结此案。对于贝祖诒，则以监察院等单位牵头，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结果提出弹劾贝祖诒等违法渎职案，并转司法行政部，发交上海地方检查厅传讯。贝祖诒的老朋友张嘉璈为此特意找到行政院秘书长甘乃光，请其与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接洽，“勿再重生枝节”。后予以申诫处分了事。至于宋子文，虽然有不少人要求追究其责任，但有蒋介石维护，自然奈何不得，最后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

贝祖诒东吴大学毕业后，娶了庄的女儿为妻。庄氏出身名门，是一位笛子高手，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夫妇间十分恩爱。1913年，他们添了个女儿，取名贝聿华。1917年4月26日（农历三月初六），他们又添了一个男孩，他就是贝聿铭。 1930年，庄氏患癌症在苏州逝世，留下了年仅13岁的贝聿铭和弟弟贝聿昆、贝聿枞以及三个姐妹。中年丧妻使贝祖诒十分沮丧。他所在的银行为了使他从丧妻的悲伤中解脱出来，决定派贝祖诒出访欧洲，考察欧洲国家分行的工作情况。就在这次出访中，贝祖诒邂逅了蒋士云。当时贝祖诒40岁，而蒋士云仅21岁。蒋士云，作为江南名媛，外交家蒋履福的女儿，她不仅以艳丽容貌，而且更以娴熟流利的英语和法语，让上流社会为之惊羡。蒋小姐的人生也很传奇，在未嫁给贝祖诒前差一点嫁给张学良，尽管后来失之交臂，但张学良至死都念念不忘这位“士云贤妹”，并称她为“自己最喜欢的女人”。1991年当张学良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阴影中走出来时，第一个想去美国会面的人就是这位贝夫人。他在纽约的三个月，即下榻贝公馆。也是由于贝夫人的穿针引线，才让张学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世人留下了一份厚重的“口述历史”。蒋士云当时为了忘掉张学良，把心底的痛苦变成自己发奋读书的动力，远赴欧洲求学，开始新的生活。而贝祖贻则因发妻庄夫人新丧，是前来欧洲散心消愁的。蒋士云与贝祖贻早在上海和南京就见过面，此次相逢国外，又是同病相怜，所以与贝祖贻交谈数日，沉寂的心灵竟然碰撞出爱之火花。 蒋士云的父母无法允同婚事，因为贝祖贻膝下毕竟已有6个子女，年长士云许多。可蒋士云是个极重感情的姑娘，经过书信交往，毅然决定嫁给贝祖贻做续弦夫人。1932年春，他们在法国巴黎举行了婚礼。蒋士云现在还健在，目前住在纽约。她与贝祖诒只育有一女。女儿已成家，只在每星期六回到曼哈顿的高级住宅和母亲共度周末。

在浙江省档案馆的民国档案里存有一封1936年贝祖诒给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行长金润泉的信，信的内容是受友人之托，请金润泉告之西洋人与华商合作开采青田钼矿之事，因金润泉数次参加省政府的谈判，情况比较了解，所以贝向金打听此事。钼是一种金属元素，具有高强度、高熔点、耐腐蚀、耐磨损等优点，因此在工业上得到了广泛的利用。

不知当时的西洋人与华商合作开矿是否是类似今天的“中外合资”？如果是，贝祖诒热心为友人打听，或许是在为兴办“中外合资”实业牵线，进而让人感悟到他的视野和才干不仅仅局限于银行业，他与贝聿铭可谓是中国一对不同凡响的父子。

　贝祖诒自中央银行卸职后，回到中国银行，继续担任副总经理。1947年8月，陈光甫辞去中行常务董事职，由贝祖诒接替。1948年，贝祖诒任中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前往美国，商谈有关争取美国援助问题，但没有结果。此后，贝祖诒定居美国，曾任美亚保险公司董事长、纽约斯泰公司顾问。1954年以前，中国银行仍为他保留了董事席位。1962年，贝祖诒出任香港上海商业银行董事长。1973年退休，结束了他的银行家活动，此后定居纽约。张嘉璈对贝祖诒曾有这样的评价：“贝为中国银行家，亦为国外汇兑与国际金融专家。一生为中国银行及国家财政金融服务达三十五年，而以在中国银行时间最久，计三十三年。中国银行国外汇兑业务之创办与中国银行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后，其地位之确立与业务之扩展，贝氏贡献甚大。中国币制于一九三五年改为法币及抗战期间法币之维持一切措施，贝氏参与协助，尤著功勋。”这是对贝祖诒为中国民族金融业所作贡献的中肯评价。

　1982年12月27日，贝祖诒在纽约逝世，终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