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海外的“吴石、朱谌之中共间谍案”- 朱枫传

时间：2024-09-13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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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动海外的“吴石、朱谌之中共间谍案”- 朱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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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枫女士是三联书店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是原新知书店店员，也是20世纪50年代初曾轰动海外的“吴石、朱谌之中共间谍案”的女主角，1950年6月10日英勇牺牲于台湾。《朱枫传》作者以翔实的史料和抒情的文笔，塑造了这位毕生追求光明和理想，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最后将生命贡献给祖国统一事业的革命英烈和时代先驱那平凡而又光辉的感人形象。朱枫女士在龙潭虎穴中潜伏、行走的情报工作，读起来令人惊心动魄。

*文章节选自《朱枫传（新版）》（冯亦同著三联书店2022-6）“第五章巾帼岂无翻海鲸”。

走进历史——朱枫慷慨就义前一瞬

巾帼岂无翻海鲸（节选）

……

“老郑”被捕

1950年1月下旬，也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朱枫像往常一样在10点钟之前来到“建昌行”。出乎意料，“老郑”没有露面，店里人说他托人带来一张字条，是给“陈太太”的。朱枫接过那字条，上面写着：

陈太太：老吴的生意亏本了。眼下市价低落无法推销，我拟外出，您不用等我了，请早日成行，切盼！郑字。（刘小姐事，请告诉大舅不用办了，谢谢。）

朱枫知道“老吴”系“台工委”武工部部长张志忠的代称，“亏本”即被捕的意思。蔡孝乾是在告诉她：继“台工委”副书记陈泽民被捕后，又一位地下党负责人出事了。情势危急可想而知，蔡孝乾自己已隐蔽起来，不能来接头了。他要朱枫火速撤离，越快越好。

括号里的“刘小姐事”是指蔡孝乾曾交办的申请“出境证”一事，朱枫正想告诉蔡孝乾那件事已办妥，过两天就可以去“大舅”（吴石）处拿证件，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其实，早在一个星期以前，朱枫已开始做离台返乡的准备。由于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航线和邮路均已切断，别说人直接回上海已不可能，写一封信寄给晓光和晓枫都非常困难。她经过仔细考虑，给远在上海的同乡好友朱慰庭及其夫君吕逸民写了一封短简，信是竖行书写在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横格纸上的：

逸兄、慰姊：

别久颇以为念，遥维阖府康泰为颂！凤将于月内返里一行，约有一周至旬日可留，便望转告小女及晓妹等，多年不见想念弥殷，得此可增快慰也！

专此即颂

冬安

祖湘嫂兄及诸亲友均候

威凤手上一月十四日

这是朱枫从台湾发出的唯一一封“家书”，也是至今我们所能看到的烈士留在人间的最后手迹。“凤将于月内返里一行”，朱枫以此见告阔别已久又常在念中的逸民、慰庭夫妇，请他们将这个“可增快慰”的消息转告爱人晓光和女儿晓枫。想当年，朱枫从日本宪兵队监狱出来时就是在朱慰庭家养伤的，1940年为新知书店购买印刷纸张她变卖了存放在上海银行保险柜的三克拉钻戒，也是托吕逸民先生经办的。吕氏夫妇经营的泰康食品公司后来还成了新知人的朋友和合作伙伴，为上海地下党做过不少事。他们是朱枫可以将性命托付的生死之交，又是社会关系多、带有中间色彩、有固定地址可寻的商家，因此，将这封向亲人和组织报告平安与归期的重要书信相托，一定是最适合也是最可靠的。

朱枫从台湾发出的最后书信及“威凤”签名

朱枫原来计划在台北还要有“一周”至十天的停留，就能踏上回家的路，同隔海的亲人团聚了。显然，她没有想到“归程”会走得那样艰难与险恶，也没有想到即便是这个“简单的便条，要从蒋帮最后巢穴的台湾带出来也不容易，写于1950年1月14日，托人带到上海投邮已经是3月4日了”——爱人晓光在许多年后整理《朱枫烈士书信集》时，特地在这页信纸的原件旁加注了几行字，因为信封上的邮戳留下了那个让他揪心的日期；晓光还接着写道：“谁会想到那时候她已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

朱枫没有能够赶在“月内返里”，向她通风报信、要她火速撤离的“老郑”却在1950年1月29日这天晚上从南部返回台北市内的居处时，被埋伏在那里的国民党“保密局”人员抓获了。

蔡孝乾自两三年前来台以后，一直同他的小姨子住在一起。他的小姨子马雯鹃是个十六七岁的苏州姑娘，还在台北的一所中学读书，她同姐夫蔡孝乾以假姓名和“兄妹”身份在台北古亭区的一条街巷里租了一间房。因为这个缘故，一个四十岁出头的中年男子与一个妙龄少女“形影不离”，竟成了“老郑”在别人眼中的一个“特征”——在“保密局”为搜捕中共地下党人所进行的秘密大清查中，国民党特务们就是以此为线索从全台北市每一区的户籍登记册中仔细地寻觅、对照，终于在古亭区××街××巷的一家户口登记中发现了“可疑之点”：那家户主邓昌华年约四十岁，同住的妹妹邓莉只有十七八岁，这个情况与他们已掌握的“老郑”的“特征”十分相似。特务们获悉后，立即赶到“邓昌华”家，看到的却是人去楼空，但从屋内物件被翻检得很零乱的情况来看，主人走得非常匆忙，问邻居说是才走了两天。

搜捕者便在“邓昌华”家十几个榻榻米的住房内潜伏下来，耐心守候了四个昼夜，第五天晚上楼梯上响起脚步声，有人开门而入，躲在黑暗里的特务们扑了过去……

“邓昌华”正是蔡孝乾所用的另一个假名。蔡孝乾1月22日那天给朱枫留下那张字条后就离开了台北。他原想从台南逃出台湾的，到那里以后才发现无路可走，只好重回台北再想办法，就在他想去古亭区的住处取钱和衣物的时候，中了敌人的埋伏。

“保密局”的特务们欣喜若狂，他们知道这回“落网”了一条“大鱼”。

……

蔡孝乾这位“台工委”最高负责人在惊慌失措地潜逃后又麻痹大意，中了特务们的埋伏，当晚即进了“保密局”的刑审室。“老郑”没有能经受住敌人的高压和利诱，在生死考验面前，不到一个星期就变节转向了。

蔡孝乾（1964年），采自房建昌作《蔡孝乾与台湾共产党》（《文史精华》1998年10月号）

特务们在蔡孝乾身上进行严密的搜查，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线索，其中最引起他们注意的是一张面值十元的新台币，钞票背面的边角上写有一个电话号码。审讯人员要蔡孝乾交代电话号码的来历，在终于被攻破了“心理防线”之后，他嚅嗫着开了口：

“是我……负责联系的一个大陆来的女干部的电话。”

“她叫什么名字？”审讯者立刻追问。

“……朱谌之，我们也叫她陈太太。”

为了证实他的口供，审讯者拿起电话筒，叫蔡孝乾给“陈太太”家打电话。

蔡孝乾只好照办，电话接通后，他问接电话的人：“陈太太在家吗？”

那头回答：“她两天前乘空军的飞机到定海去了……”

飞离虎穴又入狼窝

朱枫接到蔡孝乾留给她的“报警”字条后，立即去吴公馆跟吴石商量。

她告诉吴将军，“分店”出了事，“老郑”已通知她尽快离台。由于基隆港船已停开，她走海路的计划不能实现了，听女婿说台北和舟山之间有军用飞机往来，那里离大陆很近，她想走这条线，不知吴次长能否给想点办法。

吴石回答说，空军方面熟人是有的，也许能用得上。

面对风云骤起，吴石当然也在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朱枫说，到目前为止，“生意”上的事情都做得很顺利，吴次长不必担心。她同“大舅”、同“老郑”都是单线联系，“老郑”是“分店老板”，绝对可以信赖的；即便哪个环节上出了差错，也不至于影响大局。

坐在吴石那间堆满了书籍和稿本的书房里，他们谈了很久。

吴石说，去年赴台前，他曾在香港跟一位知心朋友告别，这是一位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军界朋友，也是自己的同志，很了解他，也非常关心他。老友知道他肩负的使命，特地问他：“有没有把握？如果风险太大，不去台湾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

“您当时是怎样回答他的呢？”朱枫问道。

“我说，自己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有这样的机会，个人的风险又算得了什么呢？”吴石正了正鼻梁上的眼镜，接着告诉朱枫：“正是为了避免嫌疑，我和太太才带着两个小儿女一起到台北。两个大孩子都在那边读大学，当然不能影响他们的学业和志向。”

朱枫听了吴石的话，从内心里感动，因为她自己赴台前也有这样一个思想斗争的过程。以吴石的高位和经历，能把“多为人民做些事”放在个人安危的考虑之上，甘冒天底下最大的“风险”，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资深学富、难得的人才、儒将吴石

她诚恳地对这位忠心耿耿的民主斗士说：

“吴先生的精神令人钦佩。来台北的两个月，我从您这里学习了很多，也给您和夫人添了不少麻烦，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们……”

“陈太太，见外了，我们是自己人呀——”将军把“自己人”三个字咬得很重。

“我去那边，吴先生可有什么托付吗？”朱枫又问。

“陈太太见到‘刘老板’，请告诉他我在这边的情况，就说吴某人不会让他和‘总店’失望的——”吴石深邃的眼神在镜片后面闪烁着，他的声调低沉而有力，朱枫能够感觉到他话语里的分量。停了一下，吴石又继续说：

“对了，‘刘老板”认识我刚才说的那位知心朋友，他也姓吴，是我的小同乡和老同学，请‘刘老板’向他转达我的问候，也好让他放心。”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吴太太走进书房，对吴石说：“聂副官来了——”

“噢，来得正好，你请他进来吧。”将军吩咐道。

走进书房的是吴石的老部下，姓聂，单名曦，三十岁出头，人很精干，有一张五官端正、轮廓分明的脸。他做过吴石的副官，吴石在南京任国防部史政局长的时候，聂曦任该局总务组长，后来又跟着吴石到福州做事；来台北后，吴石介绍他到东南长官公署任职，现在是交际科科长，上校衔。朱枫受“老郑”之托请吴石帮办“刘桂玲”出境证一事，吴交给聂办，事已办妥，他是来送证件的。

其实那证件无须办了，“老郑”在给朱枫的字条上已有所交代。朱枫到吴公馆后也将新情况告诉了吴石，但吴石考虑到朱枫本人即将离台，刚才还谈及“交通问题”，本来就要请聂曦帮忙的，正巧他人来了。

吴石向朱枫介绍聂曦，说：“陈太太，聂上校跟我多年，是我最得力的助手。办这张刘小姐的出境证，他可没少费力气啊。”

朱枫连声表示感谢。吴石拍着聂曦的肩头说：

“聂老弟，还得辛苦你一趟呢。陈太太有急事要回舟山去，想搭乘空军的飞机，你上次跟王参谋去定海是坐飞机去的吧，能不能给联络一下？”

聂曦习惯性地并了一下脚跟，既认真又半开玩笑地回答：

“卑职遵命！既然长官提到了‘王参谋’，在下要是面子不够，就出这张‘王牌’。”

后半句话，逗得吴石和夫人都笑起来。朱枫开始有点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王参谋是吴太太王碧奎的堂弟，叫王济甫。他原在空军军官学校当教官，迁台后新调空军××司令部任参谋。他和聂曦都是吴公馆里的常客，彼此很熟，聂曦曾跟王参谋一起坐空军飞机去舟山岛办事。朱枫找吴石“帮忙”，显然是找对了人。

朱枫离开吴公馆之前，王碧奎还托她带一只手表给自己在上海读医科的女儿，还将儿子在南京的地址告诉了朱枫。朱枫说，她到上海就会约见吴小姐的，她的女儿已从上海毕业分配到南京工作，她原来就打算去南京“探亲”，现在“更要去了”。

吴石和夫人王碧奎、少子吴健成（1949年秋在台湾）

两天后，朱枫接到聂曦打来的电话：

“空军那边已联系好了，2月4日动身，我一早来接您去机场，同王参谋一起送您上飞机。”

朱枫放下电话，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去舟山接送兵员的运输机，准点从台北军用机场起飞。当飞机越飞越高、舷窗下急速沉降的绿野与城镇很快被“切换”成蜿蜒的海岸和无垠的碧波时，两个月来在台北的紧张生活也像浪花翻滚似的在朱枫的脑海里飞掠、浮现：阿菊一家人、“老郑”与“大舅”、吴公馆和“建昌行”，还有刚刚在舷梯旁挥手告别的两位送行者，聂上校和王参谋……朱枫默默地念叨着这些亲人、同志和朋友，祝祷着他们的平安无虞，也想象着同他们的“后会有期”——那该是在蓝天下哪一块解放了的国土上呢？是在上海、在北京，还是在终归要回到人民怀抱中的台北？

舟山群岛的轮廓，渐渐清晰地映入了她的视野。这串撒落在东海“碧玉盘”上如同珍珠、玛瑙般的大小岛屿，对于生长在镇海县城朱家大院的“四阿姐”来说，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舟山同镇海仅一水之隔，朱枫的父亲朱云水曾任“浙东渔民协会”主任，闯荡东海数十年，算得上是个富甲一方又呼风唤雨的人物，抗战初期，他还在省保安处的支持下组织和领导过当地的民团，可惜这位“憩园”老人早几年已过世，临终前也未能同离散多年的女儿见上一面。朱枫本人从未到过舟山，对她来说，这座家门口的中国沿海第四大岛，又被称为千岛之岛的土地仍然是陌生的，在敌方的重兵盘踞之下更成了“畏途”。几个月前国民党吹嘘的“登步岛大捷”就发生在这片海域，国民党军以丧亡三千五百人的代价守住了一座十四平方公里的小岛。从那时到现在，蒋介石仍在不断加强舟山群岛的防卫，原驻军六万人激增到十二万人，全岛兵力达五个军部、十六个师，增加了炮兵、战车，加修工事并实行海上封锁，舟山本岛上的首府定海城几成一座戒备森严的大军营。

朱枫也没有想到“老郑”的被捕和变节，她所信任的“台工委”书记竟是个软骨头。虽说蔡孝乾交代朱枫的电话号码“迟”了几天，打电话到阿菊家时扑了“空”，但敌人终于知道了“大陆派来的女干部”的真实身份和“坐军用飞机到定海去了”的行踪。因此顷刻之间，一道缉查和追捕“在逃女匪谍朱谌之”的密令，已送至定海县城内的警备司令部，所有的交通关卡都被严密地控制起来。一张铺天盖地的罗网在这座本来就不大的船形岛屿上撒下，每一个“网眼”都闪动着饿狼似的凶光、张开了血盆似的大口；刚脱身“虎穴”的朱枫，又踏进了一个危机四伏、步步险恶的“狼窝”……

原想投奔定海县城的一位亲戚家，然后寻找民船扬帆渡海——不知是亲戚不在家呢，还是定海城里的局势不容许她停留，总之，朱枫临时改变了主意。她没有在县城落脚，而是去了舟山岛最东头的渔港沈家门，在那里依靠五妹雪凤的关系，得到一位名叫顾孙谋的朋友相助，此人是当地最具规模的一家医院存济医院的院长。有资料说朱枫被安排进存济医院暂住了十多天，实际情况直到2010年年底才由顾院长的后人披露：“朱家桂凤四小姐是在我家里被带走的，当时我家住缪家路15号，离中大街路北的存济医院不远。”顾孙谋的三儿子顾学勇如是说。当年他十五岁在舟山中学读初一，朱枫住他家时，他大姐顾荷琴一直陪着这位“相貌好、派头大的朱四小姐”。为了确认朱枫烈士是不是在他家被捕，几年前他还特地跑到上海向大姐核实过。

阔别十多年的故乡就在烟波迷茫的对岸，去上海的水路也大约只要天把工夫，恨不能插翅飞过这大自然的鸿沟，然而两个敌对的世界已将它变成了难以逾越的“阴阳界河”！眼看春节一天天临近，身处乱世的游子早已不再吟诵“每逢佳节倍思亲”了，但人在“归途”中的朱枫还是饱受着“望眼欲穿”和“夜夜梦回”的煎熬。每天清晨，天气再寒冷、天色再阴晦，她都要去码头边打听有没有渡海的民船，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

而向她张开的“厄运之网”，却一天一天在收紧。挨家挨户搜索全岛的警务人员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存济医院院长家这位来路不明的陌生妇女，暗中核对他们已经掌握的资料，可以断定就是“保密局”所要追捕的“要犯”，立即采取行动。1950年2月18日，旧历正月初二，一个朔风怒号、寒流袭来的日子，隐蔽了两个星期的朱枫被捕了，当即被押解至定海县城里的看守所严密关押起来。

朱枫身份证

再说台北这一边，正当“保密局”的特务为他们所抓获的“匪谍要犯”而弹冠相庆和邀功争赏时，到手的“大鱼”蔡孝乾却出人意料地“逃跑”了。

事情发生在他变节招供后的第二天，这个贪生怕死的家伙带着“保密局”干员去他小姨子马雯鹃隐蔽的台共同情者黄天家抓人，黄天是蔡孝乾的同乡，家住台北中山北路附近的一幢日式房屋里。到黄天家已傍晚，男主人不在家，就在特务们满院子吆喝、乱窜，要女主人交出她丈夫和躲藏的“女共匪”的时候，蔡孝乾利用他对黄家地形的熟悉和天色的昏暗，从敌人眼皮底下溜走了。

气急败坏的特务们，将黄太太同她的四个十几岁的小儿女和一岁大的小外孙统统抓进了牢房，还派人在黄家埋伏等待男主人回家。同时，为重新抓回蔡孝乾，“保密局”更加紧了对蔡的小姨子马雯鹃的追缉，因为从蔡孝乾身上曾搜出马雯鹃的假身份证，身份证上有本人的照片，特务们又获悉她有“出境”企图，因此到警务部门把所有登记申请出境者的照片拿来与之核对，结果发现一个叫“刘桂玲”的年轻女子出境登记用的照片，跟马雯鹃一模一样，显然“刘桂玲”系马小姐的另一个化名。这个重要收获，给特务们的追踪工作带来了新的希望。

再查“刘桂玲”的出境证，是以“军眷”名义交办的，所填关系栏内有“刘永榘高参之女”的字样，本人去向是“由台湾到定海”；在申请文件的右角上还留着一张代办人的名片，上面写着“东南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刘小姐的住处，则是“杭州南路××巷××号”。根据以上三条线索，特务们很快查明：“刘永榘高参”并无此人，“杭州南路”的那个地址现属“××电力公司招待所”，目前是座空房。唯一能够直接追寻、核实情况的对象，看来只有受人之托前来办证的“交际科长聂曦”了——吴石身边的青年军官，就这样进入了“保密局”侦查人员怀疑的视线。

“我是吴次长的旧部，常到吴家去。这张出境证，是吴太太托我办的。我并不认识刘桂玲，因为要作为军眷办，我便造了‘刘永榘’这个假名，地址也填了吴次长家原来住的地方。出境证领来后，交给了吴太太，其他情况我都不清楚。”

当聂曦上校被“保密局”传讯时，面对着自己的名片和“刘桂玲”的出境申请件，不得不做了以上的“证词”。

于是，特务们追查的目光开始投向吴公馆的女主人——王碧奎女士。这位将军夫人、家庭主妇，怎么会跟化名“刘桂玲”的“女匪干”“老郑”的小姨子有联系，受其嘱托“弄虚作假”办理出境证的呢？！她哪儿来的胆量，又是出于何种动机？！

巨大的问号和惊叹号，像颗颗危险的炸弹一样，被高高地悬挂起来。嗜血的鹰犬们嗅到了猎物的味道。

亲自督办“台工委”案的“保密局”头子毛人凤在得悉吴石夫人王碧奎“涉嫌”后，立刻向上峰做了报告。其实此前，他们刚逮捕蔡孝乾时，也曾从蔡身上查到笔记中有“吴石”的名字，但蔡不承认同吴有什么关系，毛人凤们也不敢对一个堂堂参谋次长轻举妄动，“保密局”特务中早年做过吴石学生或部下的也不少，而此刻有了如此“诱人”的新线索，怎么能不叫毛人凤们“剧烈心跳”和“赶快行动”呢！很快，上面就做出了反应，由“国防部”参谋总长周至柔亲手批了“先取证据再办吴石”的密令。

1950年2月27日晚上，侦防组的特务敲开了吴公馆的门，说是有要事请吴太太王碧奎去“保密局”走一趟。吴次长当即提出抗议，但特务们出示“传讯证”，以“涉及重大案件”为由将他顶了回去，并随即布置了对吴宅的监视。吴石无可奈何，原先就患有高血压症的他当晚难以入睡，血压升得很高、很高。

吴太太被带进“保密局”，在令人不寒而栗的审讯室里，面对虎视眈眈的目光，可怜她一个妇道人家哪里见过这样的世面？当特务们问到“刘桂玲是何人？同你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帮刘桂玲申办出境证？……”一连串晴天霹雳似的问题，将她逼到了墙旮旯，只好说她并不认识什么“刘桂玲”，为陌生人办证是受一位来自香港的“陈太太”所委托。特务们追问她有关“陈太太”的情况，王碧奎当然说不清楚，她也的确不知道。出于保护丈夫的心理，一个柔弱的女子只能死死地踩住脚下的底线……

毛人凤们终于获悉了“老郑”“陈太太”和“大舅”之间的联系，一道火速将朱枫从定海送到台北来的通缉令再次发出。然而，当定海这边的看守人员打开囚禁朱枫的“优待室”时，却发现他们缉拿的“要犯”已不省人事，生命正处在紧急与危险之中。

生死之间

朱枫是在2月26日夜间吞金自尽的。

被捕之后，她料到台北方面一定出了问题，否则不会到舟山来抓她。羁押定海看守所的这些日子，她的思想一直在激烈地斗争着，“以死相拼”的念头早就萌生了，但严密的看管让她找不到机会。这天深夜，因受风寒患重感冒的朱枫发高烧，口渴难忍，摸索着起床到对面桌上取热水瓶，黑暗中不慎跌了一跤。她抬起头来，看到紧锁的门缝里仍透着一线光亮，门外并没有什么动静，在忧虑与病痛的双重交缠中，终于横下一条心来……

她用滚烫的手指，将贴身挂的一块金锁片扯带着金链条取出，又撕开海勃绒大衣的肩衬，那里有她密藏的一只金手镯。她用牙咬、用手掰，把金锁片和金链条分开、手镯折为两段。然后，一面屏息留神门外打瞌睡的看守，一面将这几件金制饰品，和着一杯热水分四次吞了下去。

…………

第二天清晨，看守人员打开囚禁室的房门，目击的景象使他大为吃惊：

高烧未退又强忍着腹中剧痛的朱枫，在床上蜷缩成了一团，面色发青，人已昏迷。撕开了肩衬的海勃绒大衣上，还残留着金首饰折断后的碎渣。

看守人员连忙向主管者报告，请来医生查看，很快明白了事情的原委，赶紧实施抢救：强制灌下泻药后，却并不见效。就在这时，台北方面也在催促着“要人”，一架飞机将生死未卜的“重犯”从定海押送回台北。

飞机在台北机场一着陆，守候在那里的“保密局”人员立即用救护车将朱枫直接送往××总医院，毛人凤们知道留“活口”的价值，怎么也要让朱枫活下来。先给她照了X光片，清楚地看到那四件金东西还在胃里，大夫们研究后决定，还是继续用泻药，如果不行再开刀。结果是服药一夜以后，再照X光时，发现异物已从胃部进入肠道，又过了一天，东西全部排出，医生和特务们都松了口气。

死神没有收留我们的主人公。回到台北的朱枫仍然要以另一种方式去抗争——那是也许比“死亡”更为艰难地“活着”：在她最不情愿待的地方，再次经受人间最严酷的考验。

朱枫所吞金首饰，采自李资生《吴石间谍案破获始末》（香港《新闻天地》1950年7月）

夫人王碧奎的被捕只是毛人凤们对付吴石本人的第一招。自从“保密局”传讯和扣押聂曦上校之后，吴将军的可疑身份已经暴露。就在吴太太被捕的第二天晚上，特务们再次敲开吴家的大门。

听到勤务兵的通报后，身穿睡衣的主人从卧室里走出来。不速之客已站在会客室里，还是昨天来的那一拨儿人，为首者很有礼貌地说：

“吴先生，这么晚来打扰您，是因为您太太的事，上峰说还必须请吴先生亲自去一趟才能够解决。”

这是意料中的事，吴石坐在沙发上没有多考虑，便站起身来：“好，我这就去。”

说完就回房间换衣服，穿上一套草绿色的军便服，然后招呼隔壁的女儿，小声地要告诉她什么。这时候从会客室一直盯到卧室里来的两个特务，连忙上前干涉，要他有话就公开说，不能耳语。吴石很不高兴地挣脱两个家伙的纠缠，走回会客室坐下：

“我不去了，你们能将我怎么样？”

刚才站在客厅里说话的那个领头的，又软中带硬地回答说：

“这是我们的公务，请吴次长见谅。要是不去的话，上峰有命令，我们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方法完成任务。”

吴石公馆会客室，吴将军在此被捕

他说完这话就掉头出门，一辆黑色轿车早已停靠在门外。另外两个小特务随即紧挨着吴石，摆出一副挟持的架势。这时，女儿学成从卧室里冲出来，一把拉住爸爸，大声号哭起来。吴石强压着自己激动的情绪，慈爱地摸着女儿的头，安慰她说：

“学成，别怕，爸爸去了，妈妈就会回来的。你在家里带好弟弟，好好念书啊！”

留下身后女儿呜呜地哭泣，吴石跟着那两人坐进黑色轿车的后座，车门关上开走了。

这时，那特务头目又带人回到内室和书房，进行了仔细搜查，书桌上和皮包里的文件，哪怕是一个极小的字条都翻了一遍，所有可疑的东西都被抄走了。

报道吴石、朱枫“轰动大案”的香港报纸

以上吴石被捕的经过，是国民党情治单位在审理完“吴石、朱枫间谍案”后，于1950年7月在香港《新闻天地》周刊上发表的“破案始末”长文中透露的。但据当时负责抓人的“保密局”侦防组长、后来升任“情报局”督察室主任的谷正文1994年写给台湾《传记文学》编者的一封题为《关于吴石案的一些补充》的信（发表于该刊第66卷第1期）说：在“保密局”逮捕吴石之前，“吴先一日已服用多粒安眠药，当时又以左轮枪自戕，乃就捕。”——如果此言属实，那么，吴石的被捕情形就有“第二种版本”了，应该做如下的修改：

在厄运降临的紧急关头，吴石这位勇敢的抗日将军和爱国民主人士，也像朱枫那样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以死抗争”。他是在夫人被捕的当晚，就服用多粒安眠药，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想必是由于“保密局”已经对吴宅进行监控，他的异常很快被人发现后，立即入室逮捕，意识尚清醒的吴石又拔出左轮枪，对准自己……

然而，将军的努力没有能奏效，手枪被人夺了下来。命运，同样给他安排了一条比“死亡”更崎岖难走的路。

吴石狱中遗书，写在画册纸背托人带出，才得以传世

……

而“保密局”一心要追捕的蔡孝乾呢？在逃跑两个多月后，这个已成“软脚蟹”的台共领导人再次被捕。这回毛人凤们不再掉以轻心了，他们用尽了一切可能的手段逼其就范，本来就开始转向和出卖同志的蔡孝乾，彻底败下阵来，死心塌地做了叛徒。由于他的叛变投敌，台共的高层干部大部分被国民党“肃清”，台湾左翼分子和左翼机关也纷纷遭逮捕和破坏，包括地下党员在内的被捕人数达一千八百人之多，造成了台湾现代史上的“扑杀红色时代”。蔡孝乾投敌后，加入了国民党，并在“保密局”里干起了特务的勾当，从“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升至“匪情研究室”少将衔副主任。“台工委”中的另外两个叛徒陈泽民、洪幼樵，也当上了国民党的上校。

叛变后当上了国民党“少将”、“保密局”要员的蔡孝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毛人凤不让蔡、陈、洪在“保密局”内办公，而是另外安排地点并严加警卫，以防中共地下人员对他们施以报复。这三个投敌分子却不以为然，抗议说：“我们都投降了，还监视我们干什么？”当局虽经解释也不管用，为安抚他们只好撤下警卫，给每人配两条德国大狼狗。据说，当时台湾经济紧张，这些狼狗天天要吃肉，每月所耗相当于一位少校的薪水——其实，当上了“少将”和“上校”的蔡孝乾他们，不就是国民党所豢养的几条专咬共产党人的“断了脊梁骨的走狗”吗？

就连同样是共产党叛徒出身、被人称为“战栗老爹”和“台湾情报界最大特务”的谷正文，在他撰写的那篇《关于吴石案的一些补充》中提到蔡孝乾时，也用一种不屑的口吻评价道：“蔡孝乾久经中共长征及对日抗战，吃尽苦头，故返台后即生活腐化，思想动摇，失去领导能力”——这句话里的那个“故”字用得不通也欠准确，但“生活腐化，思想动摇”却是实情，活画出了蔡孝乾及其同伙从胸怀远大的革命者堕落为可耻叛徒的主观“动因”，亦可谓自报家丑的“过来人之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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