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张小鼎，他是一个好编辑，也是一位谦谦君子

张小鼎先生，1999摄于常州瞿秋白纪念馆

真假照片背后的故事

文 | 张小鼎

《中华读书报》1997年5月7日第九版更以《商务印书馆百年图片回顾》为通栏标题，刊出了整整一版颇具历史意义的照片。这十几幅珍贵图片不仅生动形象地展示了老商务的创业历程和辉煌功绩，并使今天的万千读者有幸通过这些被定格的历史瞬间，一睹商务建馆的元勋，如张元济、茅盾、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等众多文化名人当年的风采。但令人十分意外的是，其中竟夹带着刊出了一张看似熟识却又陌生、被涂抹过的多人合影，这不能不令人深感遗憾！自然，这错登的事故发生不能单单责怪审稿编辑——倘若那么做是极不公正的。这幅多年不见的赝品照片堂而皇之地重新刊登在九十年代颇有影响的报纸上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它促使我们对过去——特别是极左思潮空前泛滥的“文革”时期——被任意涂抹的历史，有必要进行追溯与鉴别，以便去伪存真，拨乱反正，还其以历史原貌。

图一

图二

前排右起：鲁迅、许广平、周建人；后排右起：孙伏园、林语堂、孙福熙。1927年10月4日，上海。

这张问题照片即题为《周建人与其兄嫂鲁迅、许广平及作家孙伏园在一起》（见图一）。这张合影即使是外行人单从审美视角来看也是极其别扭的，因为当年假如真是四人合影，无论一排、两排，或坐、或站，也无论是哪家照像馆和摄影师都绝不会选取这么蹩脚的布局！那么，历史的真实情况又如何呢？原来这是1927年10月4日鲁迅偕许广平抵上海后第二天与周建人及孙伏园、孙福煕、林语堂等共六人的合影照片（见图二）。这张颇有意义的历史照片上，前排鲁迅等三人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名人，这里不必再加说明；倒是后排被涂抹删削的三位合影者的身份以及他们与鲁迅的交往关系确有必要一一作个概括介绍。

①后排右一为孙伏园（1894—1966），浙江绍兴人。现代作家、编辑家。早年曾在山会初级师范学堂读书，为鲁迅之学生。后接受新思潮之影响，经鲁迅介绍入北京大学学习并加入新潮社。1920年底又为著名进步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十二位发起人之一。他曾热情催约鲁迅撰写不朽名作《阿Q正传》在自己主编的《晨报·副镌》连载。后在鲁迅、周作人支持下，创办《语丝》周刊，为十六个撰稿人之一。1924年夏以记者身份随同鲁迅等前往西安讲学。1926年应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林语堂之邀前往该校任职时，亦常协助正在厦大任教的鲁迅做些工作。主要作品有《伏园游记》《鲁迅先生二三事》。

②后排中立者为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现代著名作家、编辑家、教授。早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曾至清华任教。先后获得过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硕士与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与鲁迅同为《语丝》的重要撰稿人，在“女师大风潮”中和鲁迅取同一步调，声援进步学生的正义斗争，“三一八”惨案后撰写过《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等文章，又作漫画——《鲁迅先生打落水狗图》。众所周知，林语堂原是提倡“费厄泼赖”（fair play），不“打落水狗”的。大概是现实斗争的教育吧，这时他在《打狗释疑》一文中却对鲁迅的“论叭儿狗尤非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的主张表示服膺和赞赏。因之和鲁迅一样，此时他也受到过段祺瑞执政府的通缉，并被迫于五月南下，任厦门大学文学系主任。鲁迅正是应其邀请于同年九月赴厦大任教。1927年下半年他们先后去上海，1933年一度和鲁迅共同加入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期间曾先后创办过《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期刊，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年代，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大力宣扬所谓幽默和性灵文学，思想逐渐消沉乃至不断右转，直至攻击左翼文艺，污蔑工农红军。作为多年老友，鲁迅对其错误言论和思想曾不断地进行善意规劝和批评，两人关系日渐疏离直至中断交往。其主要作品有《翦拂集》《无所不谈》《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以及长篇小说《瞬息京华》（又名《京华烟云》）、《红牡丹》、《赖柏英》等等。

③后排左一为孙福煕（1898—1962），字春苔，浙江绍兴人，系孙伏园之弟。散文家、画家。1919年经鲁迅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并在北大文史哲各系选课旁听，同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一面学习绘画雕塑，一面从事散文创作，与鲁迅通信联系颇为密切，并时常赠送鲁迅工艺美术小品。1925年归国回北平，与其兄孙伏园同为《语丝》十六名发起人之一。1927年与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矛盾日益尖锐，10月脱离北新后，曾为国民党改组派编辑出版《贡献》杂志；这前后又曾和新月社发生关系，政治立场和文艺思想均开始右倾，鲁迅对此曾深表惋惜。其主要创作有《山野掇拾》《大西洋之滨》《归航》及《北京乎》《春城》等。其中前列两种散文集都是经鲁迅校阅订正后方才出版的。朱自清曾撰写过《细琢细磨的春苔》一文赞赏其作品的艺术风格。鲁迅对孙福煕的绘画艺术亦颇为欣赏，例如著名散文诗集《野草》，译著《小约翰》初版本（［荷兰］望·蔼覃著）和《思想·山水·人物》（［日本］鹤见祐辅著）等书籍的封面装帧即都是请他设计的。同时北京西三条鲁迅故居内工作室兼卧室——即“老虎尾巴”——的墙上至今还悬挂着孙福煕当年创作的一幅美术小品。解放后，孙福煕曾出席上海市首届文代会，1952年加入中国作协及美术家协会。1957年的政治风浪中，其生活与创作均遭受严重挫折。

从以上概略介绍可以看到，这三位作家、艺术家确曾努力做出过贡献，拥有过自己的辉煌，并和鲁迅有过非同寻常的友谊与交往。正因如此，当1927年9月下旬，鲁迅偕许广平离广州经香港于10月3日午后抵上海寓共和旅馆时，孙氏兄弟与“老朋友”林语堂立即前来拜访，彼此开怀畅谈直至深夜，则是绝非偶然的。这在《鲁迅日记》中也有明确记载：“三日晴。午后抵上海，寓共和旅馆。……柬邀三弟，晚到，往陶乐春夜餐。……玉堂、伏园、春台来访，谈至夜分。”（1981年版《鲁迅全集》14卷P672—673）翌日，即10月4日下午，鲁迅、许广平与三弟周建人和上述三位作家、艺术家再次相聚后留下了这张内涵深厚的合影。鲁迅对此亦颇为重视，曾在日记中郑重其事的记下一笔：“四日晴。午前伏园、春台来，并邀三弟及广平至言茂源午饭，玉堂亦至。下午六人同照像。大雨……”（1981年版《鲁迅全集》14卷P673）三天后，即八号上午鲁迅、许广平即“移入景云里”二十三号寓，从此，经过广州“四一五”大屠杀，进化论思路被彻底轰毁的鲁迅，终于以一个大无畏的共产主义者战斗姿态，正式投入了上海十年最为艰难而又辉煌的斗争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幅六人照片不仅仅是鲁迅、许广平抵上海后与亲友的第一张合影，同时也可视为鲁、许在世人面前公开亮相，正式表明结为终生伴侣，开始“以沫相濡”的“十年携手共艰危”的战斗生活之历史性写照！

那么，这幅珍贵的照片又为何被恣意涂改了呢！理由极其简单而又幼稚可笑，因为孙福煕和林语堂都有所谓严重问题：前者五七年反右运动中犯有错误；后者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在文化学术界，被武断粗暴地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文人或买办文人的政治帽子。在当时某些左倾思想严重而又掌握文化宣传、审查书籍报刊的领导者看来，有这样严重政治问题的知识分子即使确曾和鲁迅有过密切交往，也是绝不可能让他们的个人形象按历史原貌出现在报纸刊物上的；倘若实事求是地原样刊出，岂不有损于鲁迅的伟大形象而又丧失了领导者的政治原则、立场？！在这种错误思想主导、支配下，任意涂改删削、歪曲历史真象的伪造图片便应运而生了。其中最具典型的，也可说集大成者，便是一本题名为《鲁迅》的大型摄影照片集。出版日期虽印为1977年3月，但它原本是为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而辛勤搜求、精心编辑的，“后记”写于“文革”中的1976年6月，因故而延至1977年春问世。由于出版单位是具有一定影响，以印制革命文物和历史文物而著称的中央某权威出版社，所以参与其事的图片编辑者和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工作均严谨认真，为搜集考证书中汇辑的114幅图片（局部放大的十二帧），他们花费了很大精力，所附“图片说明”不仅援引了鲁迅的日记、书信、文章、诗词、手迹；而且，大概是因为当做革命文物照片来出版吧，所以甚至将原照片的大小尺寸也一一细致地量过标明；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它恰恰诞生在“真、善、美”与“假、恶、丑”完全颠倒的“文革”时代，囿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政治气候，决定了它必然是个畸形胎儿——许多照片本身的历史原貌却被任意剪裁涂抹而严重失真了。“后记”仅蜻蜓点水地交代了一句“除个别照片有所剪裁外”，就使不少与鲁迅关系曾至为密切而留有合影的人物，如二弟周作人、著名戏剧家兼翻译家和影视编导姚克（据其名剧《清宫怨》而改编拍摄的电影《清宫秘史》在“文革”中被戚本禹之流点名批判，姚则被蔑诬为“反动文人”。）等均从与鲁迅有关的历史合影照中被一刀“剪裁”掉了。但那还毕竟是被“剪裁”处理，如果编审者硬是强调该照片就是要局部放大，以便突出鲁迅本人，则似也难以指责；至于像拙文所说鲁迅初抵上海时的六人合影照，经特殊加工而变成了四人照，则无论如何都应视作弄虚作假的赝品了。

这本装帧尚佳的大型图片集中，被多次涂抹掉的文化名人当首推作家林语堂。这里不妨再举出两例。例如，书中78图，题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欢迎英国作家肖伯纳时合影》，画面上从左自右仅出现史沫特莱、萧伯纳、宋庆龄、蔡元培、鲁迅（参见图三）等五人，实际上，这帧具有历史意义和文献价值的珍贵照片系由杨杏佛（名铨，1883—1933，江西清江人）摄于上海的孙中山故居，一同合影的应为七人（参见图四）。由于当时杨铨出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深遭反动当局忌恨，四个月后，即六月十八日便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鲁迅曾冒风险亲往万国殡仪馆为杨杏佛送殓，又作诗沉痛悼念。关于出自杨铨之手的这帧合影照，《鲁迅日记》中亦有明确记载：二月“十七日昙。……午后汽车赍蔡先生信来，即乘车赴宋庆龄夫人宅午餐，同席为萧伯纳、伊、斯沫特列女士、杨杏佛、林语堂、蔡先生、孙夫人，共七人，饭毕照像二枚。”（1981年版《鲁迅全集》15卷P65）据此对照像片可知，合影中被涂抹掉的是伊赛克（立蔡元培后）、林语堂（位在蔡元培、鲁迅之间）。后者林之被剔除抹掉理由同前，那么伊赛克为何也遭此厄运，他又是何许人呢？这里略作介绍。

图三

图四

1933年2月17日，英国作家肖伯纳访问上海，受到民权保障同盟成员的欢迎。右起：鲁迅、林语堂、蔡元培、伊罗生、宋庆龄、肖伯纳、史沫特莱。

伊赛克（H.R.ISaacs，1910—1986）一译伊萨克斯，中文名伊罗生，《鲁迅日记》中又作伊、伊君、伊洛生。美国人、著名亚洲事务专家。1930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不久来华，任职于《大美晚报》和《大陆报》，又曾任中英文合刊《中国论坛》主编。1933年任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三十年代中期鲁迅与茅盾曾大力支持和协助其编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鲁迅还热情为之作序。1934年伊罗生与其夫人姚白森（V.Robinson）将离上海前往北平时，鲁迅曾在家中隆重设宴，为之送行。这在同年三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就有明确记载：“夜招知味观来寓治馔，为伊君夫妇饯行，同席共十人。雨。”即此可见他与鲁迅交往关系也非同一般。1935年夏回国。1953至1965年任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后任政治学教授。中国粉碎“四人帮”后，他曾应邀访华。著有《国民党反动的五年》（1932）、《中国革命的悲剧》（1938）等。从上述简略介绍中不难看出，总的说来伊罗生应属于一贯同情关注中国人民、与我们相友善的国际友人之一。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关于伊罗生过去曾有一种流传说法，即他的某些思想观点一度倾向托派，或说与托派有着某种关联，这自然犯了“大忌”，其形象被一笔勾销，似乎也就毫不足怪了。而且，始作俑者还并非就是这本《鲁迅》摄影图片集，追根溯源，早在四十年前为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而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于1957年8月出版的一本《鲁迅图片集》中此照就被偷梁换柱，已然如此了。只是，其时剪贴拼凑的痕迹十分明显。时隔二十年后，随着摄影洗印技术的飞跃发展，这张人为制作“创新”的五人照，画面似已变得更为和谐，已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了。

图五

图六

鲁迅（中坐者）与“泱泱社”青年合影，1927年1月2日于厦门。前卧者为林语堂。

这使我联想起一件有趣的往事，十几年前一位著名的前辈翻译家曾对我讲述，当1980年10月，伊罗生夫妇应邀访华，来到北京某大博物馆参观时，看得兴致勃勃、津津有味。可是，十分凑巧，当伊看到1933年鲁迅萧伯纳等多人合影时，偏偏没有了自己和林语堂，于是当即指出这帧照片失真，介绍者与陪同者颇愕然，甚至还有反问他所说的七人照会不会是另外一张，因为这里陈列的从来就是五人照。伊坚持说，他是当时的参加者和历史见证人，从没有什么五人照，并立即指出他与林语堂在照片中所站的位置。宾主双方自然都难免有些尴尬。幸而经中国著名鲁迅研究专家证实，历史事实的的确确如伊所说为七人合影；为消除不良政治影响，有关方面立即通知上海某纪念馆，伊很快将赴沪，并肯定要前往参观。于是该馆立即将原来一直陈列的五人照撤下，连忙赶洗并特别放大了一帧七人照置于十分醒目的地方。不出所料，10月23日伊果然偕夫人很快前来参观，抬头一看，喜出望外地说：这里陈列展出的才是真实的文物图片，原来中国并不是到处都弄虚作假呵！（因事隔多年，只能凭记忆复述大意，自然未必完全精确。）

最后，再举一个有关林语堂的形象被涂改变形的特例。我们前举两例，林语堂只是被从文物图片中抹掉而已，而更有甚者，竟有一张图片用特技将他化为草丛中的三块大石头，这并非天方夜谭而是有图片为证（参见图五）。这张经特殊加工处理的照片，出自《鲁迅》图片集42图，题为《向厦门大学辞职后与“泱泱社”青年合影》。众所周知，鲁迅在厦大任教时，曾热情指导学生创办两个新文艺研究团体，即“泱泱社”与“鼓浪社”，前者出版了《波艇》月刊，后者出版了《鼓浪》月刊。鲁迅辞厦大教职赴广州前，文艺青年们恋恋不舍，这张图片即是1927年1月2日爱好文艺的“泱泱社”成员与导师鲁迅及林语堂的合影。在极左思潮严重泛滥时的某些文艺领导者看来，“买办文人”林语堂十分潇洒自得地夹在照片中，而且是中间突位置，似极不协调，大煞风景。然而简单地涂抹掉，肯定会留有明显痕迹，因之便煞费苦心地依据照片光线明暗反差而将一个活生生的林语堂像大变魔术似的幻化成三块僵硬的大石头，陈放在鲁迅与文艺青年们之前。倘一对照原来历史照片（参见图六）确实令众多观赏者瞠目结舌，惊诧莫名了！

早在1981年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去世时，中央电视台的荧屏上就曾选用几帧历史文物照片略加说明以资纪念。当民权保障同盟七人照（参见图四）出现时曾明确介绍林语堂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作家。在我的记忆中，这即使不是首次也是较早利用新闻媒体为林语堂正名，较客观地恢复其在文坛的应有的历史地位。然而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十几年来，一方面他的著作，无论是散文、小说，乃至多卷本的文集和各种研究专著在不断地出版，对其历史评价似也不断升温提高；而另一方面他的华盖运却时至今日似乎仍远远没有交完。这也有众多的书籍报刊出版物所刊图片为证。例证之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所出8卷本《鲁迅文集》中选登的照片像，其第八卷所用鲁迅、宋庆龄等1933年的合影，就沿用被涂抹篡改后的五人照而未用含有林语堂、伊罗生的七人照；例证之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2月一版、1996年12月第二版印刷之《鲁迅小说集》书前数幅图片中即一而再地错登了抹去林语堂等人的五人照；例证之三：即1997年5月7日《中华读书报》登出的涂抹删去林语堂、孙福煕的这张多年不见的赝品照……孙福煕、林语堂、伊罗生等都早已先后做古，九泉之下他们自然是不会知道、更永远不会起而申辩、抗争了；但他们的亲属后代和众多友人健在人世者仍大有人在，他们看到这些书籍报刊将做何感想呢？其消极政治影响和负面作用将是不言而喻的！

1997.6 北京

文章选自

《一个编审的视界——鲁迅·国际友人·现代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

1988年6月中旬，出席在中美联合举办的“纪念《西行漫记》发表50周年学术讨论会”期间，与爱泼斯坦等亲切交流

上世纪90年代初，人文社40卷本《茅盾全集》主要校注定稿人合影

1996年10月，参加鲁迅博物馆建馆40周年暨鲁迅逝世60周年纪念会时，与部分专家合影，左起：裘士雄，王士菁，张小鼎，王锡荣

1998年4月摄于扬州瘦西湖

于北京医院探望曹禺

业界学者悼念张小鼎先生

我因离社，与小鼎接触不多，但仅有一些接触中，我深感小鼎是一位值得交的朋友，不仅听他学问如沐春风，他对人的真诚与平易，也百里挑一。今天见消息后，深深婉惜！

我的记忆中，小鼎不仅有学问，还喜爱艺术，情商高！

张伯海（老同事、原新闻出版署期刊司司长）

痛悼师哥！好人一个。

陈漱渝（南开学弟、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研究员）

惊悉张小鼎先生去逝，不胜唏嘘，1984年与张小鼎先生相识在茅编室，一晃快四十年了。去年我还让我的博士生去拜访了他，未想到他这么快就走了。他是一个好编辑，也是一个谦谦君子！张小鼎先生永垂不朽！

丁帆（南京大学教授）

沉痛悼念张小鼎先生！我们相识于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以后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题，他一直对我的研究表示欣赏和支持。他是一个认真、诚恳、低调的人，为现代作家作品的编辑出版尽心尽力，我不会忘记他！

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老一辈的大编辑以赵家璧、曾彦修、范用、王仰晨、常君实为代表，30年代出生的这一辈，张小鼎先生则可算是学者型编辑的一位杰出代表。

祝晓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

小鼎兄千古!

徐斯年（苏州大学教授）

2019年3月20日，在《新文学史料》创刊40周年纪念会上，与张小鼎先生见面时，他还送书给我。30多年，他一直关心、帮助我！

沈卫威（南京大学教授）

张小鼎，鲁博人，人文社大编辑，严谨的大学者，心无旁骛的大好人，滔滔不绝的教诲如在耳边。

萧振鸣（鲁迅博物馆研究员）

99年在昆明参会，有过数日相处。张先生在闻一多遇难处激动得浑身颤抖，印象难忘。

李冬木（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教授)

二十岁前在小鼎老师介绍下，见到了路翎老人，还介绍我发表了几篇关于路翎和吕荧的文章。

张耀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张小鼎先生去世了，深切哀悼！

高远东（北京大学教授）

惊闻小鼎仙逝，觉痛至极！

张梦阳（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读博时，商导曾带我去张小鼎先生家拜访，了解人文社出版现代文学作品之事，他提供了编辑修改茅盾作品的线索。还记得他兴致勃勃地谈论退休生活，说买了月票，在北大连续看电影……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06年大连召开的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上，一晃多少年过去了！愿先生安息！

陈改玲（浙江理工大学中文系教授）

沉痛悼念张小鼎先生，愿西去路上平安顺遂！功业常留人间，人格魅力辉耀学界！

刘增人（青岛大学教授）

好人张小鼎先生对茅盾研究有重要贡献，永远纪念他！他的真诚品德，善意待人，我深有体会，永远不会忘记。

孔海珠（上海社科院学者，作家孔另境之女）

从今每日愈怀念。

刘绍本（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张小鼎南开大学同学）

勤于事业、乐于助人、成绩卓著，又从不张扬！小鼎，我会永远怀念你！我的好同学！

张菊香（南开大学教授、南开大学同学）

沉痛哀悼张小鼎同志辞世!

安危（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主席）

稿件初审：李玉俐

稿件复审：郭 娟 、王 薇

稿件终审：王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