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所有》-“中国摇滚之父”崔健

崔健是中国现当代集演唱、词曲创作于一身的著名摇滚乐歌手，1986年以一首《一无所有》“震惊”乐坛，开启了中国摇滚时代，在中国摇滚乐坛中被誉为“中国摇滚之父”、“摇滚诗人”、“发扬真唱运动的领袖人物”、“中国摇滚乐第一人”，影响甚大。

崔健最开始的原唱RAP歌曲是《不是我不明白》。1986年4月至5月，崔健和七合板乐队参加了“孔雀杯全国民歌和通俗歌曲大奖赛”，此次活动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组织的。由于演奏的两首作品《不是我不明白》和《最后的抱怨》这种风格很难被大众接受，所以在第一轮就被淘汰了。后来健受到朋友王迪的推荐参加百名歌星演唱会，虽然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因崔健与当时的审美习惯的歌唱习惯大不相同而有所担心，但经过两次彩排后，他正式成为同意崔健在晚会上的正式露面并演唱了《一无所有》。

1986年5月9日，在北京举行的百名歌手演唱会“让世界充满爱”上，崔健穿着农装，登上舞台演唱他的新作品《一无所有》。一篇文章记录了这一场景：“听众没有意识到的是，崔健弹着破旧的吉他唱歌这件事会被写入历史。”而当他演唱完《一无所有》后，现场的听众沉默了，随后热烈的掌声响起，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就是这一刻，被认为是中国摇滚乐的诞生时刻。在宴会尾声，崔健还跳起了“太空步”，这给经历改革开放的国人带来了震惊和轰动。随着《一无所有》的唱响，中国摇滚音乐史再也不是“一无所有”，从此，历史上多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崔健”和崭新的音乐名称“中国摇滚音乐”。

被誉为中国摇滚乐“开篇”的《一无所有》标志着摇滚音乐在中国的正式兴起，标志着一种不同于传统抒情歌曲和港台流行歌曲的新音乐形式的正式亮相，同时它还宣布了音乐界文化反思时代的开始。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情感的是年轻人的共同意识形态和信念中“一无所有”的感觉，最能反映这一时代情感的艺术符号是崔健的《一无所有》。因此，崔健在1986年5月9日首次喊出这首歌时，立即受到了年轻一代的欢迎，并引起了各界的关注。来自美国的记者在1988年的《新闻周刊》中写道：“空气中洋溢着粗暴和反抗噼噼啪啪的声音，音乐厅内部，聚集着数百名长发青年人，他们穿着已褪了色的蓝色牛仔裤……而舞台上的表演者，则盯着台下观众，全神贯注地表演。是伦敦？东京？不，是北京。……崔健的歌以反讽自嘲的方式表达对未来的迷惘和彷徨，很快感染了全中国的年轻人……”。

从崔健出道至今所发行的专辑并不多，但是不妨碍其成为中国摇滚的奠基人这一事实，并且在其作品中有着更加深入的思考。

对社会现象的批判

从崔健的作品来看，有他的个性色彩和现实色彩，其中权力欲、世俗的虚伪、冷漠、等生活中的现状和不公成为他作品中的素材，而这些接地气的内容和元素正是人们需要正视的问题，这些问题崔健用他的音乐活脱脱的表达了出来，成为那个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精神食粮和依托。如在歌曲《最后的抱怨》中这样唱道：“我要寻找那愤怒的根源……我要结束这后的抱怨/那我只能迎着风向前”，《像一把刀子》中也锋利直言“手中的吉它就像一把刀子……不管你是老头子还是姑娘/我要剥下你的虚伪看看”崔健的这首歌词，写得更加直白，更加露骨，作者将手中的吉他比作利刃，他要用这把刀子剥掉所有的虚伪、虚荣，赤裸裸的显现出来，在解决现实矛盾的过程中，停止逃避，勇敢地面对过去，告别过去，走向未来。

“爱情”与“自由”的冲突

崔健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涉及爱情层面。崔健的情歌作品情感厚重，富有象征意义。他在解释爱的同时，也扩展了爱的范围；然而，追求自由是人性的本能，压制自由是对人性的不负责任。就如崔健所说：“我认为摇滚乐最大的功能就是表现一种自由，这种自由是人生而有之的。这并不涉及什么制度、什么国家和什么民族，不管人生活在什么环境里，他都有一种表达自己自由的欲望。”“一个民族真正的解放并不仅仅在于其自身的独立，而在于这个民族中每个人的人性解放和自由。”在面临爱情和自由两个重要的选择的冲突下，崔健有着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如在歌曲《花房姑娘》，作者运用对比的构思方式，刻画了大海的自由与花房的舒适，作者如诗如画的描述和意境，让爱情的力量变得强大，“我不知不觉已和花儿样”，忘记了大海。

“性”主题的表达

如果说以上对崔健作品的分析是关于“爱与自由”主题的独特性，那么他的一些与“性”相关作品的意义就不那么清晰了。对西方摇滚乐而言，“性”是不可缺少的一个表达主题；而在中国，对这个词性比较敏感和排斥。然而崔健的作品却也有不少直接涉及到“性”的，从他过去作品中对爱情的含蓄、委婉表达，到现在的直言不讳，而且最直接的表达出来，得益于改革开过程中，对言论自由的解放，也正是这个时代原因，让我们看到了在创作中不断走向成熟的崔健；一个不断成长，勇于改变自我的崔健。当然作者最看重的还是要体现一种内在的力量，但是，生活在社会现实环境下的崔健，还是要面对国情，面对大众，正是基于国情及社会环境，这种力量往往无法实现。因此，性爱也只能被当做困境中的慰藉，用来作为力量的证明，实际上这就足够了。他曾在《时代的晚上》中这样描述：“请摸着我的手吧我温柔的姑娘……眼前我们能够做的事/只是肉体上需要的” ；《投机分子》中“虽然我脑子里的问题很多/可是躲不过那看不见的无穷欢乐/虽然我和你之间还没有感情/可我每次吻你都要表现我的狂热……就是我和这个世界一起要被你解决”。从早期《假行僧》中“假如你已经爱上我/就请你吻我的嘴”含蓄地表达了对“性”的描写，人们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和时代的变迁，在思想意识及思想观念等方面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顽固的老陈旧，这种观念上的改变崔健看在眼里，因此，他的作品逐渐向宽度上增大，框架不再狭窄，意愿的表达更加强烈，当然这并不是说忘乎所以、为所欲为、无章无规。

对个人存在旳思考

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这个命题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与现实环境和诸多不确定因素紧密相连的。经历过的人们都知道，有很多的个人愿望和想法往往被现实打破，令人失望、悲伤、难过。可是这就是生活，有时候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有可能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时刻选择逃离和回避，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没有人生这个历练过程，没有不断地从失望甚至绝望中走出来的毅力，并坚定地走出出去，要想取得成功也只能是天方夜谭。崔健在摇滚乐里隐约看到了通往理想国度的希望，他的这些作品的主要特点是，它表现出一种莫大的精神动力，一个在大动荡时期迷惘、彷徨、徘徊、思索以及对自由渴望与追求的坚持。在1990年3月26日，西安有位记者曾经这样问崔健：“你认为你的摇滚乐在中国的功能是什么？”崔健回答：“我认为它最大的功能就是表现一种自由。”作品《不再掩饰》中的“我没有钱/也没有地方/我只有过去/我说得多/也想得多/可越来越没主意”中有着作者对生活的留恋和无奈。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他知道和理解的事情越来越多，但仍然没有从困惑中解脱出来。崔健鼓励自己和人们要有勇气和毅力去自我表达，这是拥有真实情感的唯一途径:“我的泪水已不再是哭泣，我的微笑已不再是演戏……我的坚强已不再是虚伪，我的愤怒已不再是忏悔。”从歌词里不难看出，作者变得更加自我，更加真实，“哭泣的泪水、演戏的微笑、虚伪的坚强、忏悔的愤怒”，它们不是真实的自我，而“不再掩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证明了人格的力量所在。

总体来说，崔健摇滚乐的产生与成功不是偶然的，是改革开放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背景下的产物与结果。对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思想并未真正开放的人们来说，摇滚乐这一“舶来品”的传入并不被看好和接受，甚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而崔健则以他坚定的人格立场和对信仰的追求，高喊着他的《一无所有》，与早期摇滚乐手不断努力，开始了摇滚乐在中国音乐界的“新生活”。崔健的音乐作品使摇滚乐成为了流行音乐中主流的音乐形式。崔健音乐的反叛性引起了听众的广泛共鸣与认可，也为摇滚乐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其创作的每一个作品都在不断为中国摇滚乐带来新鲜元素，崔健的创作理念和精神对后来的摇滚乐手及乐队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摇滚乐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