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湘江战役中桂系军阀故意给红军让路，历史真相是怎样？

引言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战况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在桂系和湘军以及国民党中央军的合力围剿下损失惨重，几乎丧失一半以上的有生力量。湘江战役也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充分意识到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严重性，为此后“遵义会议”的召开埋下了伏笔[1]。

湘江战役形势示意图

近些年以来，随着长征时期相关史料的不断整理[2]，湘江战役的历史细节逐渐被发掘出来，其中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在湘江战役开始之前桂军曾经改变原来的战略部署，将灌阳、兴安的守军几乎全部撤出，从而给红军留下了一个近百里的“缺口”，后人称其为桂军给红军“让路”。这一事件的历史真实性不容置疑，但关于其原因以及一些细节因素学界尚存在争议，笔者在此结合自己所知，略加总结，以求再现当年的烽火硝烟、英勇奋战。

湘江战役红三十四师行军示意图

桂系军阀是否真的要给红军“让路”？他的实力如何？

有研究者指出：“这是并非是桂系真心‘让路’,乃是桂系兵力太少,忍痛撤离湘江防线的结果”[3]；金一南更是把桂军的部署形象地比喻成一块门板，对红军关上湘江的大门就对蒋军敞开了广西的大门，对蒋军关上了广西的大门就对红军敞开了湘江的大门[4]。关于桂军在湘江战役前的军队数量，有观点认为是16个团约2万人，这一观点的直接来源是当时桂军将领刘斐的口述：“两个军十六个团…… 总共只二万余人。如果我们以二万人去堵二十万人……”[5]，然而有学者依据一手史料对其进行了批驳，认为刘斐记忆出现了偏差，将29337人说成了两万余人，同时还有民团1080人，则刚好是三万余人[6]。

刘斐

笔者认为何学成的论断基本可信，一者其所援引之史料和当时香港《循环日报》的报导基本一致（所谓孤证不立，何氏也是基于《循环日报》展开的论述），一者刘斐关于红军有二十万的记忆实在是有些过于离谱，笔者认为其甚至可能是有意在为白崇禧进行“回护”（考虑到当时的大环境，这一点的还是应该考虑的）。应该指出，广西的“新民团”给红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但却也主要是在战前修筑堡垒、工事，在红军主力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后对掉队的红军进行追剿，真正参加湘江战役的人数十分有限，白崇禧也不会将民团作为主力使用，故而桂军应该还是在三万左右[7]。

白崇禧

解读红一方面军人数之谜，他们的损失到底有多大？

那么红一方面军在湘江战役之前有多少人呢？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分两步，其一，红一方面军从瑞金出发时有多少人，其二，突破三条封锁线付出了多大损失。

湘江战役油画

第一个问题争议较大，西方史学界认为是10万人，郭廷以先生认为应该是9万人，白寿彝先生则指出是8.6万人[8]。有学者援引李德的笔记和1934年的统计数字认为，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有兵力为7.5-8.1万。同时他指出，李德作为当时的军事总指挥可以看到一些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而且这个数字不仅相对精确而且还在刘伯承、李维汉的回忆录中得到了佐证。虽然这位学者在此之后又提出了红一方面军有87000人的观点，但笔者更支持7.5-8.1万的说法，时人的观点更加可信，虽然记忆不免出现偏差，但几个人持相同观点则应该是不刊之言[9]。

渡江作战

对于红军在湘江战役前的伤亡情况，有学者指出：“尽管没有打大仗、硬仗,但长途急行军、气候渐冷、水土不适等,也使红军减员不少…… 第一次突围减员3700 余人, 第二次突围减员9700余人,第三次突围减员8600余人,共减员2.2万余人。”[10]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如再考虑到疾病、离散、逃跑等各种因素,中央红军在入桂前的兵力损失当在万人以上。”[11]笔者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突破第一道和第二道封锁线时，粤军几乎是主动让出了道路给红军通行，几乎没有战斗，而第二道封锁线的湘军数量十分有限，也没能主动与红军交战，则红军的损失应该是很小的[12]。因而主要的战斗集中于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与湘军的战斗，但如果这样的话，第三次突围减员的数量理应高过第二次，则笔者认为前者的数字是有不准确的（而且前者着重点似乎是由于天气等外在因素给红军造成的伤亡比战斗更大，这一点也有待商榷），因而从多方面考虑，后者的可信度更高。

湘江战役

分析到此我们明确了，桂军有两个军三万人，红一方面军有7万人左右，数量上红军占据优势，桂军的避战在客观上是有理可循的。

红军为何最终能突破“湘江封锁”？

然而如果仅仅是数量上的劣势是完全不足以让桂军“让路”的，毕竟在整体的战略层面红军处于绝对的劣势，同时在装备上桂军也无疑是占优的，白崇禧个人应该也不想有辱其“小诸葛”的名号。深层而言，这其实是蒋介石与桂系的博弈，而这四道封锁线很大程度上也是蒋介石妄图削弱西南军阀而设置的。如果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前三次“围剿”的失败完全就是因为蒋介石完全借助地方力量剿共[13]，而从第四次“围剿”开始，蒋虽然启用了中央军，但还是在想方设法地消耗地方势力，各军阀对剿共的任务自然也是阳奉阴违。

薛岳

研究者指出，薛岳的九个师只是“追而不剿”，其目的完全是把“祸水”引入广东，以此坐收渔翁之利[14]。对此陈济棠采取的措施是一方面让开通道让红军通过，一方面调遣陈汉光的警卫、李汉魂的独立第三师及张达第二军的一部,加强粤北的兵力部署，从而在应付蒋命令的同时监督并督促红军离开广东[15]。而即便是剿共态度相对积极，且与红军有过多次交战的湘军，其总司令何健的指令也是：“军走到哪里,湘军就跟到哪里，不过必须使部队同红军保持一天的行程。”我们在来看看桂系的情况。首先必须要指出的是，李宗仁和白崇禧一直是“反蒋先锋”，其二人在1927年就联合汪精卫迫使蒋介石“下野”，二次北伐期间虽然又进行了合作，但之后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的先后失败极大地削弱了桂系的军事力量，由此可见二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谓不深[16]。

蒋介石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蒋介石对桂系是欲除之而后快，其一方面给予桂军军饷，另一方面则压迫红军从龙虎关进入广西平乐一带和广东新会等地，企图“一箭三雕”[17]；而白崇禧一方面明白“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还更甚”，因而一直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广西完全有决心与力量在境内外堵击红军,言外之意是希望蒋军不要进入广西境内[18]，一方面也深谙“有匪有我，无匪无我”的道理，故而对红军在主观意识上也存在一定的“送客”的想法，完全否定这一点也是不妥当的。有学者指出“湘江战役中桂系‘开放’湘桂边境和湘江防线之说是不存在的。桂系在湘江战役中并未完全贯彻战前既定的策略,几乎倾其主力同红军血战,这是其失策和罪过。”[19]

小结

当然，笔者认为其中尚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湘江战役之中的桂系对红军的态度并不一定说明其在战前的态度，因为在战争过程之中为了保命肯定要拼个你死我活。其次，当时蒋已经给白崇禧发电报进行训斥，言辞极为严厉，因而白也几乎很难完全延续之前的部署（白的这封电报虽然不如蒋给陈济棠发的电报那么严厉，但意思是相似的，而且我们也不能肯定白崇禧是否看过陈济棠的电报）。总而言之，“保境灭共”是一种普遍存在思想，桂系的所作所为不应该被特殊看待。

参考文献：

[1] 关于李德、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战略方针导致湘江战役的“惨胜”是学界的公论，在此仅列举笔者所看过的几篇文章。（潘健、王焕福：《论湘江战役的历史启示》，《社会科学家》，1996 年第5期，第69-71页；石仲泉：《湘江战役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上海党史与党建》，2015年2月，第9页）

[2] 详见唐咸明：《20年来湘江战役研究综述》，《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年第1期，第24-29页。

[3] 唐文莲：《湘江战役中桂系给红军“让路”考》，《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5 年第5期，第133页。

[4] 金一南：《苦难辉煌》，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第312页。

[5] 中共桂林地委《红军长征过广西》编写组编 著：《红军长征过广西》，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31页。

[6] 何学成：《湘江战役误史考订》，《广西地方志》，1995年第4期，第55页。

[7] 刘文俊：《广西“新民团”与湘江战役》，《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4期，第89-93页。

[8] 以上三个观点分别参见[美]费正清、[美]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09页；郭廷以：《中国近代史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628页；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6年，第477页。

[9] 宋永忠、付广华：《湘江战役前后中央红军兵力损失及其原因浅探》，《桂海论丛》，2008年第4期，第84-85页。

[10] 石仲泉：《走走党史：惨烈的湘江之战——红军长征之二》，《百年潮》，2003年第7期，第52页。

[11] 宋永忠、付广华：《湘江战役前后中央红军兵力损失及其原因浅探》，第85页。

[12] 详见金一南：《苦难辉煌》，第279-282页。

[13] [美]费正清、[美]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刘敬坤等译，第204页

[14] 吴兴河：《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矛盾与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龙岩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15] 刘艳萍、杨红刚：《论中央红军长征中对蒋介石与西南军阀矛盾的利用》，《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76页。

[16] 李浩文编著：《民国十大军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302-314页。

[17] 详见金一南：《苦难辉煌》，第311页。

[18] 刘艳萍、杨红刚：《论中央红军长征中对蒋介石与西南军阀矛盾的利用》，第77页。

[19] 唐文莲：《湘江战役中桂系给红军“让路”考》，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