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人物论之：“于连”祁同伟

本文摘自《电影的战术》（当代中国影视批判）一书，写于2017年4月16日。为《人民的名义》人物论七论之一。

祁同伟这个人，各方面都让人想起法国作家司汤达在差不多200年前出版的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索黑尔。

不是吗？于连出身小业主家庭，但不安于社会底层，一门心思要出人头地，为了爬上去无所不用其极。祁同伟也是这样，他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里，家境贫寒，出人头地的愿望甚至比于连还要强烈。

于连爬上去的“关键一跃”，是他把拉莫尔侯爵的女儿玛特尔小姐追到了手，于是他不仅获得了侯爵赠予的一份田产，还得到了一张骠骑兵中尉的委任状，跻身贵族行列。而祁同伟则是把省政法委书记梁群峰的女儿梁璐追到了手（尽管梁璐比他大了10岁，而且他也根本不爱梁璐），由此获得了公安厅长的高位。

当然，最有趣的还是两位女主考验追求者的方式：玛特尔小姐让于连在深夜明亮的月光下通过梯子爬进她的楼窗，测试他的诚意和胆量；梁璐则要祁同伟在汉东大学的操场上当众下跪。祁同伟比于连要幸运：于连刚刚开始实现自己的野心，就被老情人、市长太太德瑞那夫人揭开了老底，梦想破灭，于是一怒之下开枪击伤了德瑞那夫人，最终被送上断头台。而祁同伟则成功步入仕途，开始觊觎副省长的位置。

更值得深思是于连和祁同伟出现的时代背景。于连开始到德瑞那市长家担任家庭教师的时候，拿破仑战争刚刚结束十年左右，法国大革命留下的平等意识，对于连有深刻的影响，他的舅舅曾经是拿破仑近卫军的一名上尉。

于连小时疯狂地崇拜拿破仑，渴望像拿破仑那样，“由一个既卑微又穷困的下级军官，只靠他身佩的长剑，便做了世界上的主人”。他深夜进入德瑞那夫人的卧室也好、爬入玛特尔小姐闺房的楼窗也罢，固然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但也带有反抗波旁王朝复辟后重建的贵族等级制的意味。

正因为如此，在他刺伤了德瑞那夫人之后，尽管夫人亲自到法庭上为他求情，但贵族组成的法庭还是毫不犹豫的把于连判处了死刑！这是对他胆敢挑战贵族等级制的无情报复。

祁同伟开始上大学的时候，中国的一场以追求彻底平等为目标的大革命也刚刚结束10年左右，平等的意识深入人心。同样耐人寻味的是，随着这场革命的失败，中国也出现了重建等级制的潮流——学衔、军衔、职称等等，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等级开始强势回归。

不过这些等级还是显性的、表面化的，真正隐形的、令人窒息的等级制是权力阶层的封建化和九十年代以来的阶层固化。

《人民的名义》号称“尺度最大”，在我看来，这部戏的最大尺度就是相对客观的向观众展示了一个用裙带关系连接起来的、带有很强封闭性、封建性的权贵集团——

比如，最高检反贪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妻子是XX委某室副主任（应该还有个地位很高的的岳父），老师是汉东省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高育良，师兄是汉东省公安厅长祁同伟，同学是汉东省反贪局局长陈海；

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本人是前省委书记、现“副国级”高官赵立春的秘书，妻子是城市银行副行长，好朋友王大路是富豪。

汉东省反贪局检察院一处处长陆亦可，母亲是省高院的庭长，小姨夫则是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高育良。

如此等等……

很明显，如果你不是这个裙带集团的一员，你是很难跻身于其中并出人头地的。

祁同伟虽然在学校里成绩优异，并且是学生会主席，但由于毫无背景，大学毕业后就被分到了一个最偏远的山区乡镇司法所任助理员，老所长是多年前就分到这里工作的大学生，祁同伟完全看不到任何希望，担心老所长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所以他只有回到学校追求比他大十岁的梁璐，得手后作为省政法委书记的女婿，才有了飞黄腾达的可能。

带有封建色彩的等级制重建的速度是惊人的。祁同伟这个任务形象也让人想起路遥小说《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高加林也是一个受过教育的、渴望出人头地的农村青年，他凭借裙带关系进入城市，梦想刚刚开始，就遭到情敌举报又被迫回到农村。《人生》发表于1982年，这个时候距离文革结束仅仅六年。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只要存在封建性、封闭性的权贵等级制，就会出现于连、高加林、祁同伟这样的人物。因为在这样的格局下，裙带是通往上流社会的主要通道（如果不是唯一通道的话），血缘、地缘、学缘等带有封建色彩的“资格”是通往上层的最有效通行证。这也是于连式的人物反复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一个主要原因。

要消灭封建性并不容易。封建性似乎可以和各种政治制度并存。

在印度、斯里兰卡等南亚诸国，在菲律宾、日本、美国，封建性都在选举式民主的旗号下借尸还魂，并且获得了新的合法性。封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的问题，需要通过文化革命和人民的直接参与来解决，也就是说，要用人民性克服封建性。

《人民的名义》向观众展示了这样一个带有封建性的权贵集团，没有任何批判，反而流露出欣赏、享受，比如侯亮平和他妻子就经常以“局长”、“主任”互相打趣，不无炫耀，这是《人民的名义》的最大败笔。

祁同伟和于连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不同。最大区别就在于，于连一方面想在这种封建等级制中不择手段爬上去，另一方面，他又是法国大革命的精神产儿，对大革命之后卷土重来的封建权贵抱有强烈的反感，有一种破坏权贵盛筵的内在冲动。而祁同伟则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抱负，他的反抗是武训式的，即试图通过对等级制的认同来获得“解放”。他对现状没有任何反感，只是想努力爬到副省级的位置，为了这一目的他可以放弃任何节操，比如他可以到一直被他避之唯恐不及的老干部陈岩石的院子里去当园丁，也可以像高育良一语道破的那样，“希望有一个沙家帮，这样就可以卖身投靠。”

所以，祁同伟的结局一定悲剧性的，甚至比于连还要惨——于连可以得到读者的同情，祁同伟则不会得到任何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