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国立武汉大学”？（之一）

什么是“国立武汉大学”？（之一）

人文爱乐合唱团2015年冬录制于武汉大学老图书馆（校史馆）

“国立武汉大学”，是武汉大学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一个校名，始于1928，终于1950——注意了，不是1949，不要想当然。

1950年的“国立武汉大学学生证”

与之相对应的“国立武汉大学”时期，则是武汉大学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其上承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等一脉相袭的诸“前身”，下启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延续发展至今的“新武大”，在武汉大学百余年的沿革演进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9年前，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用了4个“定”字来概括“国立武汉大学”时期在整个武汉大学历史上的地位与意义，现重新阐述如下：

一、“定名”：武汉大学

“国立武汉大学”时期，首先是武汉大学的“定名”时期。武汉大学的历史起源于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创办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从1923年到1928年，在短短几年间，学校名称的变动极为频繁——1923年，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升格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1925年，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又更名为国立武昌大学；1926年，国立武昌大学与其他几所高校合并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后又称国立第二中山大学），1927年初正式开学，并于当年年底被国民党桂系军阀非法解散。

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决定彻底改组前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在此基础上组建国立武汉大学。学校成立不久后颁布的《国立武汉大学组织大纲》第一条明确规定：“本大学设于武昌，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一年后，学校重新制定的《国立武汉大学组织规程》又将这句话修改为：“本大学设于武昌，定名为武汉大学。”由此可见，当时国立武汉大学校名中的“国立”二字，只是标明学校基本性质的一个“前缀”而已，而不论有没有这个前缀，武汉大学都算是最终“定名”了。

从此以后，武汉大学仅仅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与全国其他所有的“国立大学”一道，于1950年秋奉令去除了标志学校性质的“国立”二字，迳名“武汉大学”而已，而这也并没有改变武汉大学是在1928年最终“定名”的这一基本事实。

在全国所有以所在城市来命名的著名大学中，“武汉大学”的一大独特之处便在于——其“定名”的时间甚至比这座城市的定名时间还要早21年之久！（“武汉三镇”虽于1927年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了行政区划的统一，但很快又再次分立，直到1949年才重新合并为一座统一的城市，并最终定名为“武汉市”）作为一所直接以“武汉”为名的大学，武汉大学一直都是武汉市的骄傲，是这座城市最闪亮的文化名片之一，而这一切，均是从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的诞生开始的。

二、“定址”：武昌珞珈山

武汉大学最早的历史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于1913年诞生于武昌东厂口（今阅马场以东一带），从那时起，武汉大学及其各阶段“前身”，便在这块面积仅有区区40多亩的弹丸之地上，足足“蜗居”了将近20年之久，其间学校的名称虽然有如走马灯一样经历了多次变换，但校址却一直没有变动。

直到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后，很快就选定了武昌郊外的珞珈山一带作为新校址，开始在此进行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新校舍建设，并于1932年从东厂口旧校舍迁入部分完工的珞珈山新校舍，至此，武汉大学方才最终“定址”于美丽的东湖之滨、珞珈山麓。

虽然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武汉大学被迫于1938年痛别珞珈，西迁四川乐山，并在这处战时流亡校址度过了八年的艰难岁月，不过，在抗战胜利之后，武大又于1946年复员武昌珞珈山，从此以后，便再也没有离开过珞珈山了。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武汉大学并没有像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同类高校那样被调整迁出自己的原有校园，而是非常幸运地继续留在了武昌珞珈山。

近几十年来，作为武汉大学校址所在地的珞珈山，逐渐成为武汉大学的标志、象征乃至“代名词”，甚至可以这样说，珞珈山就是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就是珞珈山，二者早已合为一体，密不可分，而这一点，也正是以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后“定址”珞珈山为起始点的。

三、“定性”：国立综合性大学

武汉大学最早的历史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自1913年建校伊始，便被当时的民国政府明确定为“国立”高等学校，其最初为仿日本高师体制而建的高等师范学校（按照民国初年的“壬子癸丑学制”，高师的“本科”相当于大学专科程度）。1923年，在全国范围内的“高师改大”浪潮中，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随之升格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正式开办大学本科教育。1925年，又去除了校名中的“师范”二字，再度更名为国立武昌大学，开始向综合性大学的方向转型发展。1926年，国立武昌大学与其他几所高校合并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成为一所拥有文、理、法、经、医等多个学科门类的国立综合性大学。

1927年底，国立武昌中山大学被桂系军阀非法解散。1928年初，时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刘树杞提出就武昌中山大学原有基础，改组湖北大学。为了纠正该大学改组过程中出现的省立化与地域化倾向，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最终决定，“鄂省大学，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必须避免地域性而明定为国立”（周鲠生语）。

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成立之初，仅有文、法、理三大学科，但学校很快就确立了“文、法、理、工、农、医”的发展目标，并在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之后，于1947年最终实现了这一目标，初步建成了一所学科门类众多的综合性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汉大学成为（并且始终都是）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直属的高等学校，其性质与民国时期的“国立”大学可谓一脉相承。随后，经过院系调整，武汉大学失去了工、农、医三大学科，从一所学科门类较为完备的“美式”综合性大学变为一所仅有文、理科的“苏式”综合性大学。不过，半个世纪过后，武汉大学又在2000年的“四校合并”中重新获得了宝贵的工科和医科，使学校的综合性更加突出。

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武汉大学作为一所国立（部属）综合性大学，这一基本性质的初步奠定，最早始于1925年的国立武昌大学，并在随后的国立武汉大学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与强化，这一历史时期在学校“定性”过程中的特殊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四、“定位”：全国一流、世界知名大学

在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成立之前，学校的各个历史前身，包括武昌高师、武昌师大、武昌大学、武昌中大等，虽然定位都不低，但实际办学水平都不是很高，在全国高校中的地位也并不突出。直到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改建之时，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明确将其“预定为中部之学术中心”（李四光语），甚至还要“与北大中大等并重”（周鲠生语）。在此之后，武汉大学才迅速地发展崛起，在短短数年之内便跃居全国高校前列，被公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即使是在抗战爆发、被迫举校西迁至四川乐山之后，这所“流亡大学”亦同样弦歌不辍，照常发展，乃至与当时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国立浙江大学（遵义）一道，被世人并誉为全国“四大名校”（号称“中西武浙”）。

在抗战胜利之后，国立武汉大学的学术声誉更是如日中天，先后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确定为战后重点建设的10所“第一类国立大学”之一，被时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视为全国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最小的5所大学之一，并成为全国有资格争夺国立中央研究院所设“元培奖学金”名额的7所国立大学之一，以及本校毕业生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者即可获得英国牛津大学之“高级生资格（地位）”（Senior Status）的7所高校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所素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自然科学则相对较弱的大学，从1936年到1949年，国立武汉大学理学院（主要集中在生物学系）的多名教授、助教、研究生，甚至是在校本科生，先后以第一或第二作者的身份，以“National Wuhan University”为第一署名单位，在英国《自然》杂志（Nature）与美国《科学》杂志（Science）这两大世界顶尖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8篇高水平论文（其中两大杂志各有4篇），使学校开始获得世界性的学术声誉。从那以后，直到2018年，武汉大学才终于在时隔69年之后，再次开始在《自然》与《科学》上发表论文。

此外，在“国立武汉大学”时期的广大师生校友中，曾先后走出过7位中央研究院院士（首批）、3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7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中“两院”院士合计36人（含“双院士”2人），占到了武汉大学自建校以来所产生的全部110多名“两院”院士校友的将近三分之一。

总之，正是从“国立武汉大学”时期开始，武汉大学在全国高校中一直都位居前列，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亦有所升降，但始终没有远离全国一流大学的阵营。换句话说，今天的武汉大学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所拥有的崇高学术地位与社会声誉，最早便是从“国立武汉大学”时期开始奠定的。

综上所述，武汉大学之所以能成为“武汉大学”，之所以能拥有今天的一切，从根本上说，并不在于1913年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在武昌东厂口的建立，而主要在于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在前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废墟上的涅磐重生与横空出世，为后来的武大立下了“定名”、“定址”、“定性”、“定位”的基本蓝图，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辉煌的办学成就。如此的历史伟绩，理应为后世的一代又一代武大人永远铭记在心！

对于今天的武汉大学来说，“国立武汉大学”时期的20多年历史，可以说蕴藏着无比丰厚的文化遗产与精神财富。对于这片“富矿”，笔者一直都在努力地进行开掘与冶炼，假以时日，必定至少为之著书十余部（学术专著与通俗读物都不会少），努力将其历史风采传于后世，彪炳千秋。在悉心钻研、长期积累的过程中，适时、适量、适度的传播工作当然也必不可少。对于如何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宣扬、普及这段历史，笔者曾认真地考虑过，目前所能想到的一个自认为比较好的做法便是——按照时间顺序，以展示若干珍贵历史图片为主，来一段简单的编年图史！

以下，便是一部图片版的“国立武汉大学”编年简史——

1928：涅槃新生

1927年底，国立武汉大学的前身——国立武昌中山大学被国民党桂系军阀非法解散。1928年初，中华民国大学院委派新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刘树杞前往调查。当年5月，刘树杞向大学院提出：“拟就中山大学原有基础，改组湖北大学。”6月13日，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作出了一个历史性决定：“鄂省大学，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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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28.6－1928.9）、代理校长（1928.7－1929.3）刘树杞，在其卸任之时，继任代理校长王星拱曾高度评价道：“若是没有刘校长的努力，我们的武汉大学并不能够产生。这是无论何人所公认的。”周鲠生校长后来也指出，刘树杞先生“首先提议在武昌从新办大学……亲自主持，筹备武汉大学，并在短时期内兼代校长，本校之初基于以树立”。

1928年10月31日，国立武汉大学在武昌东厂口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第一院校舍正式开学。但因当时校舍尚未修缮完竣，同时也为了等待周鲠生、王世杰、王星拱等重要人物到校，直到1929年1月5日，学校才“补行开学典礼”。1929年10月18日，国立武汉大学正式将10月31日确定为“本大学成立纪念日”，是为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二个“校庆日”。

建校之初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门（东厂口校舍）

国立武汉大学东厂口校舍全景

1928年6月底，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李四光率先提出在武昌郊外的洪山附近另建新校舍，得到了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鼎力支持。随后，大学院指令武大组织建筑设备委员会，并指定李四光为委员长，负责在武昌郊外勘查新校址，建设新校舍。在建委会委员兼秘书叶雅各的推荐下，李四光等人经实地考察，于当年11月下旬“择定洪山附近卓刀泉、东湖嘴一带建筑新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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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筚路蓝缕

1929年初，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李四光在上海物色到一位名叫开尔斯（Francis Henry Kales）的美国建筑工程师。2月中旬，开尔斯来到武昌考察，他对东湖嘴北面的落驾山（又名罗家山、落袈山、逻迦山，后改名为珞珈山）一带的地理形势极为赞赏，并提议以珞珈山西北不远处的狮子山作为主要的校舍建设中心。至此，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址最终确定。

美国建筑师开尔斯——确定珞珈山新校址的关键人物

图中左边的绿色小方框为20世纪30年代以前武汉大学在武昌旧城中的老校址（东厂口），中间的黄色椭圆圈为1928年夏李四光最初建议的新校舍选址（洪山），右下方的紫色椭圆圈为1928年秋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确定的新校舍选址（卓刀泉－东湖嘴），右上方的红色椭圆圈为1929年初经开尔斯建议调整后的武大新校舍最终选址（珞珈山－狮子山）（刘文祥制图）

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筹备主任（1928.7－1928.9）、首任院长（1928.9－1930.6）闻一多，以诗人的妙笔，出神入化地将“落驾山”改名为“珞珈山”

1929年3月，王世杰被任命为国立武汉大学校长。5月22日，王世杰校长到校就职。在上任之初，他曾公开表示：

我不是来维持武汉大学的，此行目的是要创造一个新的武汉大学。

兄弟留校一天，当努力尽自己的力量，决不敷衍苟且，空占位置；要是兄弟不能执行学校使命，不能副各同学的信托，兄弟决不留此以贻误学校。

从今后起，应该把高尚人格的训练和高深知识的灌输一样的看作本校教育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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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年后，王世杰在台湾回忆当年的情形时曾表示：

经深思熟虑后，认为不办则已，要办就当办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武汉市处九省之中央，等于是中国的芝加哥大都市。应当办一所有六个学院——文、法、理、工、农、医，规模宏大的大学。希望十年之后，学生数目可达万人。

1929年3月18日，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工程处绘图员沈中清带领几名测工，从武昌城内步行至珞珈山新校址，开始测量并绘制地形图。当年7月，他们利用珞珈山上“就地捡集的乱石”，修筑了工程处办公室，并被王世杰校长命名为“珞珈石屋”。这是武汉大学在珞珈山上建造的第一座建筑。

国立武汉大学1929年度开学典礼全校师生合影

国立武汉大学全体在校女生合影（1929年）

1930：辟山建校

1930年3月，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正式开工，大部分建筑由汉口汉协盛营造厂中标承建。

汉协盛营造厂创始人沈祝三

1930年9月在珞珈山北麓落成的听松庐，这是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全面开工之后，学校在珞珈山上建成的第一栋建筑，曾作为招待所使用，李四光、蔡元培、胡适、蒋介石、宋美龄、陈诚等人均曾下榻于此，抗战期间被毁，其原址现为珞珈山庄。

20世纪30年代初，王世杰校长多次亲自率领武大师生从武昌东厂口旧校舍步行前往珞珈山新校址植树造林

1930年的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

1931：黉舍初成

1931年4月，国立武汉大学初步确立了校徽式样。该校徽由闻一多、陈源两任文学院院长先后主持设计，另有袁昌英、时昭瀛、刘赜、王星拱、凌叔华、燕树棠、朱东润、萧君绛等多位专家学者先后参与了会商、拟制、定形等工作。

1931年制定的国立武汉大学校徽

1931年在武昌街道口落成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次年毁于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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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1931年间，汉协盛营造厂克服了金价上涨、水电不通、特大洪灾、巨额亏损等重重困难，最终于1931年秋基本完成了武大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建设。1932年5月，前任校长刘树杞回校演讲时曾高度称赞道：“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像这样建筑迅速的成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了。”

1931年春，建设中的国立武汉大学男生宿舍

由汉协盛营造厂承建的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部分建筑，从左到右依次为学生食堂及礼堂（现为樱园食堂，已停伙）、男生宿舍（现为樱园宿舍）、文学院（现为数学与统计学院）、理学院

1931年9月落成的文学院大楼（法学院、图书馆、校长室暂附设于此），1932－1956年间，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邬保良、李达等历任校长或校务负责人曾先后在此办公

1931年11月落成的理学院大楼（工学院暂附设于此）

1932：珞珈新校

1932年寒假期间，国立武汉大学全体师生从东厂口旧校舍迁入珞珈山新校舍。据当时的校友回忆，男生宿舍“房住二人，内有双人用自修桌一，木方凳、钢丝床各二，均是新制，全舍划一，极为齐整”，而且“这种床经学校身体最重从前也是运动健将的叶雅各教授，在床上又站又跳的试验过，其坚固耐用可知”，“每斋都有抽水马桶、洗澡间，热水用管道送至各斋，热的程度，已经达到开水地步”，这样的住宿条件，“现在看来，似乎很平常，但在当时，可就相当贵族化了”。

1931年9月落成的男生宿舍

20世纪30年代国立武汉大学男生宿舍内景

国立武汉大学第一教职员住宅区（即一区“十八栋”）位于珞珈山东南坡，“大都是三层楼的小洋房，有良好的卫生设备，冷热水管，电气电话，一应俱全。这些都是由学校自备发电机或总站来供应的……底层是地下室，那儿有用人室和厨房。其上的两层都有客厅，有书房，有寝室，有浴室，有可以眺望湖山的月楼”（郭沫若语）。据当时的校友回忆，“至于为何如此讲究，老校长（即王世杰——引者注）说，没有舒适住所，难得名牌教授”。

1931年9月落成的珞珈山一区“十八栋”，山顶为水塔，左下方为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附设小学校

1932年4月5日，国联调查团参观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并与武大部分教职员在文学院大楼前合影，其中前排左二为调查团团长李顿（Victor Bulwer Lytton），第二排中立者为中国代表及顾问顾维钧，前排右三为校长王世杰，右二为教务长兼理学院院长王星拱，右一为工学院院长邵逸周，左一为文学院院长陈源。调查团当晚离汉时，李顿曾向记者表示：“至于武汉大学，诚为最完备之学府，其建设尤为美观而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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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武汉大学第一届全体毕业生合影（1932年）

由王世杰校长签发的国立武汉大学第一届毕业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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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落成的女生宿舍，位于东湖之滨的团山上，曾有“蝶宫”、“月宫”、“东宫”、“冬宫”、“白宫”等美誉——反正从来就没有被称作什么莫名其妙的“蝶楼”

20世纪30年代国立武汉大学女生宿舍内景

1932年底，著名学者胡适访问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并在其日记中高度称赞道：

雪艇（王世杰，字雪艇——引者注）诸人在几年之中造成这样一个大学，校址之佳，计画之大，风景之胜，均可谓全国学校所无。人说他们是“平地起楼台”；其实是披荆榛，拓荒野，化荒郊为学府，其毅力真可佩服。

看这种建设，使我们精神一振，使我们感觉中国事尚可为。

1932年底，胡适访问武汉大学期间，在武大招待所（听松庐）前与部分教职员的合影，前排左四为胡适，左三（刘秉麟）身后为王世杰，右一为刘赜，右二为袁昌英，右三为凌叔华，右四为苏雪林

回到北平后，胡适曾对一位美国外交官称：“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可以去到武昌看看珞珈山武汉大学。”

请继续阅读——什么是“国立武汉大学”？（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