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智者运动是如何兴起的？它又蕴含着怎样的教育思想？

古希腊智者运动是如何兴起的？它又蕴含着怎样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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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和智者运动

古希腊社会早期，人们把在某一方面聪明、有才能的人称为“智者”。

英国学者柯费尔德在《智者运动》中说：“在公元前5世纪以后，很多早期的‘聪明人’都被冠以‘智者 ’称号，其中包括像荷马和赫西俄德那样的诗人、音乐家与吟诵诗人、占卜者与先知、七贤及其他早期聪明人、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以及普罗米修斯那样的具有不可思议力量的偶像。”

在荷马时代，它是指在技艺和占卜、预言等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

后来，文学家、艺术家、医学家、哲学家等各行各业有专门知识、技艺的人，也被称为智者了。

到公元前5世纪后期，智者一词获得了特殊的含义，它专指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批教授辩论术和其他知识、并收取学费的职业教师。

文化史和教育史所研究的主要是这种意义上的智者。

学界一般将智者划分为早期智者和晚期智者。

早期智者运动影响最大，也集中体现了智者运动的思想。早期智者的主要代表有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希庇亚、普罗狄科、安提丰、克里底亚、欧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洛等。

后期智者的主要代表有：克勒、波卢斯、普罗塔库斯、塞尼亚德等。

有关后期智者的资料很少，历史上研究智者运动都是以早期智者的活动和思想为主要对象。笔者的研究也是这样。智者运动的兴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首先，公元前5世纪中期，希腊人对自身的认识有了根本性变化。

他们已经认识到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人，决定人类生活的是人类自身而不是神。自公元前7世纪开始，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和德谟克利特等人就对宇宙泛神论的思想提出挑战。

正如美国学者佛罗斯特所言：“从这些人的研究工作中得出宇宙不是服从于不可解释的上帝， 预言是来自事物因果关系的分析结果。”

在 《荷马史诗》中，神和神的意志支配战争乃至整个人类活动，人在自身活动中只具有从属的地位。

而在希罗多德《历史》所描述的希波战争中，决定战争结果的主要是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和谋略。

人不仅是战争的主题，而且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终因素。文献对人和神在战争中作用的描写，实 际上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对自身的不同认识程度。

希波战争以后，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工商业发展，城市繁荣，文化科学昌盛，奴隶主阶级实行民主政治。这些因素促使希腊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

希腊人逐渐认识到，法律、社会的行为规范等并不是神的意志的产物，而是由人自己通过思考、选择、讨论决定的东西，因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其次，随着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希腊人的眼界不断开阔，他们对外域民族的了解增多。

其中有古老而先进的巴比伦人和埃及人文化，也有处在一种水准上的色雷斯人和利比亚人等创造的文化。

德国学者策勒尔评述道，希腊人“将这些不同的习俗和生活方式与他们本民族的习惯和生 活方式加以比较，就引起了反省和评论。于是，提出问题：所有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也提出了怀 疑：自己的制度是否唯一可信赖的。”

他们开始对以往的人类学和地理学等知识发生怀疑。

美国学者梯利说：“这进一步推动了独立思考和 行动；随之而来的是这样一种欲望，即争取权力和那些能使人赢得权力的东西，如财富、声望、文化、实力和成功。宗教、道德、政治、哲学、科学和 艺术的传统观点受到批判。”

这就成为智者运动的开端。

第三，在智者兴起之前，希腊不存在专门传授政治知识的教师，也没有一种专门的传授政治 知识的形式。

人们获得政治知识的途径，一般是通过游吟诗人在公众面前朗诵自己创作的作品、观看戏剧演出以及参加公民大会等活动。

希波战争后，诗歌的传统由散文体所取代，用优势的口语文化来写作的趋势也在成长，贵族在衰落，而中产阶级则正在兴盛，地方自治主义也在向个人主义演变。

希腊奴隶主政治制度形式的发展，使各城邦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组织日益复杂，人们要求发展一种新的政治知识以及与此相关的道德知识。

显然，当时希腊人的政治知识已经变得更为丰富和广泛，原有的传播和教育方式不能适应 时代的要求了。

第四，由于希腊城邦政治生活的需要，统治者要求培养他们的子弟掌握丰富的知识，善于管 理国家，善于演说，能够在法庭上以雄辩取得政治论战的胜利。

公民为了参加政治斗争，需要文化，也需要有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自己的利益作辩护的本领，以便在法庭上，在人民大会上，在一切公共场合，善于做打动人心的演讲和足以取胜的雄辩。

“城邦制度意味着说话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话语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一切权力的关键，智慧和统治他人的方式。”

哲学家理解的智慧是与知识联系在一起的，而智者所理解的智慧应该称之为意见。

因此， 智者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派别，我们应该把这一历史现象看作一种社会思潮，称之为“智者运动”更为合适。

智者教育学说探析

智者们的学说虽然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不同， 但是他们面临着共同的时代要求，具有共同的职 业、共同的治学内容、共同的思想倾向和价值观念，又使他们具有一些共同的教育思想。

智者的教育理论及其实践在其整个学术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的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目的和教育功能等主张给后人很多启迪。

首先，智者适应古典时代奴隶主民主政治对演说、辩论的客观需要，以修辞学、文法、逻辑学 和自然科学知识等科目为学术研究和教学的重点。

第二，智者们大都居无定所，巡回教学，形式多样，生动活泼。

第三，智者的教育目的是训练人的思维方法、表达能力和政治才能。他们主张政治技艺、政 治才能和美德是可以传授的。

第四，智者重视教育在人的天性改变和发展中的功能。他们认为人生具有的自然本性只有通 过教育、法和理论规范才能得到提高和发展。

智者主张每个人都应从小刻苦努力。克里底亚说： “更多的人是由于身体力行，而不是依靠好的本性而变得卓越的。”

智者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活动的评价

智者们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活动，对希腊文化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然而，自智者运动产生至黑格尔时代，人们大多贬低智者的教育思想，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古典学者。

黑格尔在历史上首先主张从积极方面，亦即从科学方面来考察智者运动的历史地位，反对从坏的、消极的方面评价智者运动。

他说：“智者们就是希腊的教师，通过他们，文化才开始在希腊出现，他们代替了从前的公众教师，即诗人和史诗朗诵者”。

黑格尔之后，人们才开始重新评价智者运动，但是学界的评价大多是在哲学领域内进行的。我们拟从史学的角度去对智者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活动作出评价。

首先，智者的收费授徒。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此曾多次抨击智者。

柏拉图在他的著作中有多处提到智者的收费。《大希庇亚篇》中苏格拉底说，高尔吉亚以凭借其能言善辩，“给雅典青年和其他相关的人作演讲示范，赚了一大笔钱”。

其次，智者的教育目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也对之进行了指责。

然而，我们通过对这些指责进行客观地分析就可以发现，智者们的教育目的并不是主管臆断，而是根据当时希腊、特别是雅典社会的基本趋势提出的。

第三，智者的创新意识、教育内容和影响。

他们都自称为智者，体现了破除世俗观念的巨大勇气和创新意识。古希腊社会早期，人们认为智慧是神授的，自称有智慧就亵渎了神灵。

普罗泰 拉说，古代那些从事各种技艺的人害怕得到智者的称号以后在各地活动会遭到迫害，因此用各种称号伪装起来。

苏格拉底等人抨击智者败坏青年，毒化社会空气。后期智者玩弄文字游戏和诡辩，确实对社会起了不良作用。

但实际上，大多数智者都是有知识和智慧的。如果没有大智大慧，智者是不敢轻易去外邦授徒讲学的。

他们从时代发展的角度出发，教育青年一代去反抗旧的传统束缚。这在当时是一大进步，对 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至于雅典的社会风气的败坏和雅典人道德水平的下降，并不是智者决定的，而是取决于雅典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状况。

第四，智者的历史命运。公元前5世纪末到4世纪时，智者运动衰落了。

这主要是由于智者自身逻辑的必然结果。智者学说的致命弱点是以个人的感知和体验作为权衡利弊、决定取舍的标准。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场智者运动试图为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确立新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 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等。

因而成为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发端，促进了哲学、宗教、伦理观念的变革和语言学、教育学等新学科的形成，成为西方思想史上最早发生的一次启蒙运动和人本主义思潮。

正如黑格尔所说：“智者们就是希腊的教师，通过他们，文化才开始在希腊出现，他们代替了 从前的公众教师，即诗人和史诗朗诵者。 … …智者们以智慧、科学、音乐、数学等等教人，这是他们的主要任务。”

他还说：“希腊人得到这种教养，应当感谢智者们。”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正是看到了他们的贡献和缺陷才认识到自己的任务，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建立 了自己的哲学体系。

因此，可以说，智者学说在希腊教育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