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家的女儿们

“地主”家的女儿们

三十年来，我总想为姥姥、为母亲、为阿姨们写点什么，来记述她们艰辛而又坎坷的生命。可我又迟迟不能下笔，因为打开这个话题，心情太沉重。

1954年的初冬，母亲出生在冀南平原的一个“地主”家庭。可惜，到她出生，家里只剩下一个“地主”的名儿。就是这个地主帽子，改变了她的一生，也改变了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人的命运。

（一）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姥姥家其实是就是个小地主。靠着省吃俭用，家里买下了十几亩水浇地。虽说是地主，日子也很劳苦。家里的男人，都是壮劳力，平时都得下地里干活，农忙时才会雇上几个短工。

女人们在家里做饭带孩子，操持家务，活儿也很多。一旦闲下来，还得赶紧纺棉花、织粗布，除了一家老少穿，还可以拿到集市上卖些钱。

姥爷弟兄五个，虽然老大老二已娶妻生子了，但却并不分家，一大家子二十多口，还在一个锅里轮勺子。那时人们的观念都是多子多福，所以女人一般最少生四五个孩子，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家族，日子过的也并不富裕。

小时候，我曾天真地问姥姥：“姥姥，你小时候，是不是就像唱戏里的小姐一样，住在绣楼上，有丫鬟伺候着？“

“俺哪过过好日子啊？在娘家当闺女时，整天洗衣，做饭、一闲下来就得纺花、织布、做针线。女人家，地位低，吃饭也得等家里的男人们和干活的长工不吃了，才轮到女的。”

姥姥的回答让我大失所望，看来姥姥的闺阁生活和大观园里的小姐没法比。看来她家就是个穷地主，只是比一般农民的日子好一些罢了。

（二） 摘不掉的“帽子“

解放后，全国开始在农村划分阶级成份，按照土地占有多少，依次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总之，就是越穷越光荣。姥姥家因为这十几亩地，自然而然就带上了这个“地主帽”。在那个时代，这家就被定性为”成分高“。

文革中有一个名词叫“黑五类”，包括地、富、反、右、坏（就是地主、富农、反动派、右派、坏分子），这些都是在大大小小的运动中优先被“照顾”的人。都属于被镇压、被打倒、被批斗的对象，其中，地主又被排在第一位。

《芙蓉镇》电影剧照 劳动改造扫街

就是这顶帽子，压得全家男女老幼都低人一等，就连上街也不敢挺胸抬头。

别人提到她们，总会用一种不屑又鄙视的语气说：”他家成份高“。这个“成份高”就像一个魔咒紧紧箍住了母亲的娘家人；又像《水浒传》中林冲脸上耻辱的刺字，让他们时时感到羞愧；家里人上街，就如同白日里出来游走的小鼠一样，胆怯而自卑。

母亲就一出生，就天然拥有这样一顶摘不掉的地主帽。

地主的孩子也得婚嫁啊。贫下中农是瞧不起他们的，只能还在“成分高”的人群里找。这有点像印度的种姓制度，限制不同阶层的人婚配。因为出身不好，我的两个大伯打了一辈子光棍。

农村人吃饭

这帽子一带就是三十多年，直到我八四年上初中了，填写表格还有“家庭成份“一栏。

记得我上初二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回家，看见母亲拿了十几个鸡蛋去炒。十分惊奇，问母亲为什么。因为炒一大盘鸡蛋，对农村人来说，是极其奢侈的一件事。

母亲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兴奋地说：”公社的H干部来了，要给咱们家改成份，以后你就能往上考学了。”我虽然年幼，也知道被人叫“地主”不好听，也不敢告诉同学们自家的成份。

其时，母亲不知道，她花钱托关系改的成份啥用也没有。因为改革开放后，农村的万元户都有了，人们根本不再提成份这档子事了。

（三） 不受待见的“三妮”

姥姥生了一男四女，我的母亲在女儿中排行老三，所以在娘家人称“三妮”，真正的名字反而很少有人叫起。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重男轻女的思想还牢牢掌控着贫穷的农村。她的三叔是哑巴，一听说嫂子生了，比划着打听生了个什么。如果告他说生了个带把儿的，就乐得眉开眼笑；如果说是个女孩，他立马变了脸色，恶狠狠地把两手的大拇指和食指一合，做一个掐死的动作，以表示对女孩的鄙视和厌恶。

重男轻女

女孩们的好东西被哥哥抢了，反抗不过又被哥哥打了。没处诉冤屈，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从来不会有人来安慰你。奶奶会扭着小脚走过来，笑眯眯地看着你：“哎呦，哎呦，看哭的没气了，没气了……”好像她巴不得你赶紧死去。

过年过节，家里买点好东西吃。总要让哥哥多吃多占，如果姐妹们提意见，奶奶和母亲总是说：“让他吃了吧，他是小子嘞。”男孩生来自带光环，自带优越感，全家人都得让着他。

被宠坏的儿子在家里肆无忌惮，直到长大成人，也不知道谦让 。比如进门看到桌上有西瓜，拿起来就吃，从不问一声，老娘吃了吗，姐妹们吃了吗。

姥姥生的女多男少，自然被婆婆嫌弃、妯娌们嘲笑。好在她一辈子善良隐忍，什么苦、什么难、什么气都能咽下，所以在大家族中是个被忽视的人。

在这样的家庭中出生的第三个女儿，自然更不被别人重视，能给口饭吃，吊着性命、不被饿死就算不错了。

（四） 饥饿的童年

母亲七八岁，长身体的时候，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全国饿死了许多人。

姥姥带着三个孩子出门，到西边山里给别人纺棉花，挣粮食，三个孩子就结伴到村庄里去要饭。有人看姥姥带的孩子多，就提议拿一袋子红薯干换下小姨。她小姑子也出来帮腔，“把你家四妮给了人家吧！”这个软弱了一辈子的农村妇女罕见地倔强了一次：“你咋不拿你闺女给人家，俺饿死也不能卖孩子。”

带孩子讨饭

十岁的时候，又赶上1963年的那场大洪水，大雨从农历六月十三开始，整整下了七天七夜，房倒屋塌，那年的庄稼颗粒无收。

灾后的农田

冬天的夜晚，母亲肚子饿的咕咕叫，和大姨来到村里的食堂。食堂的房顶上晒着一些切下来的白菜根蒂，两个小女孩早就盯上了。她们避开了大人的目光，慢慢绕到食堂后面一间小房的墙根下，大姨蹲下身子，让母亲踩到她的肩膀上，再缓缓起身，让干瘦机灵的母亲爬上矮墙头，再爬到那晒着白菜根儿的房顶上。

白菜根蒂

“上了冻的白菜根蒂儿可好吃了，吃到嘴里酥咧咧的，甜丝丝的，我往衣兜里装了好多个，回来分给你姨们吃，可解馋了。”多少年之后，母亲回忆起这一幕，还是美滋滋的、意犹未尽地说。好像她吃到的不是白菜根蒂儿，而是世间绝顶的美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