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圣张仲景文化系列之一：勤求古训 博采众方

中国南阳 医圣祠

“勤求古训 博采众方”是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写下的八字名言，这八个字是医圣张仲景写成千古巨著《伤寒杂病论》的真实写照，这八个字成为千百年来业医者的座右铭，它近似屈原的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当然为所热爱的事业求索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

（一）大疫流行

东汉后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是一个多事之秋，一个接一个的天灾人祸，使广大人民的生活万分艰难。据《东汉会要》记载，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全国户数一千六百零七万户，人口五千零六万，到三国末年的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时间过了100年。人口却急剧下降。魏蜀吴三国合计，只有户数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户，人口五百三十七万两千八百九十一人，仅存十分之一。所以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黄河流域，在短短的建安时期化为一片大荒原。”确是“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战乱，灾荒，疫病是人口锐减的关键。

据《晋书》记载东汉疫病时的情景，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和母亲同时感染了赤斑病（就是现在的斑疹伤寒），妈妈每天抱病来照顾孩子。第三天没有来，他问父亲自己的妈妈呢？父亲说外出了，他不相信，自己挣扎着爬到妈妈床边，发现妈妈已经被疫病夺去了生命，再喊也喊不应了。孩子伏在妈妈身上哭泣着也死去了。这是一幅汉代疫病流行的极其悲惨的画面，多么聪敏的孩子，多么慈爱的母亲，却因无情的疫病而双双夺去了生命。

东汉后期，政治腐败，自然灾害异常频繁，仅仅是桓帝在位的二十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地震发生17次、大水10次、大旱3次、蝗灾5次、大疫3次、大饥荒2次，使成百万的人民流离失所，饥民相食。汉灵帝时五次大疫流行，汉献帝时疫病更甚，死人尤多。当时的人民，不是被杀死就是饿死或疫死。王仲宣（建安七子之一的著名诗人王粲）因长安战乱疫病流行而在逃奔荆州的路上写了一首《七哀诗》描述路上所见的惨状“出门无所见，白骨蔽中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所，何能两相完。”著名的“建安七子”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其余五人都亡于这次大疫中。我们再来看看我国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曹操父子三人是怎样描绘这些疫病的。曹操在自己所写的诗《蒿里行》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他的儿子魏文帝曹丕与王朗书：“疫病多起，士人彫落。”他的另一个儿子聪明的曹植说疫气：“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

另据《续汉书·五行志》、《后汉书》和《荆州志》、《南阳府志》、《邓州志》等书籍记载，南阳当时是“疫病频起，民户顿减。”可见丧亡极其严重。

赤壁大战时也是因为大疫在曹军中流行。曹操才被孙刘联军所击败。

东汉桓、灵、献三朝时，皇帝昏庸、政治腐败、天灾不断、疫疠四起。特别是灵帝建宁（165年）前后，疫疠漫延，波及全国，生灵涂炭。当然张仲景自己家里也有很多人被伤寒病夺去了生命，肯定也包括自己至亲的人。面对如山般压来的大疫。张仲景毫不畏惧，他以一位伟大医学家的胆略和气魄，同残害人民的大疫进行顽强的搏斗。

（二）东汉时期落后的医术

东汉中期，我国的传统医学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医学理论和本草学的创立，使其大大突破了民间医学的范畴，开始迈向正规医学的道路。但是，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方面的诸多原因，特别是对临床医学的锻炼还未到火候，使传统医学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其表现有三：

1.理论和实践未能紧密结合，在临床医学上发展缓慢。如《内经》中有关疾病的治疗，主要是采用针灸技术，介绍方药治病的仅有十一处，而且还非常简单，像治疗鼓胀、心腹满的“鸡矢醴”即鸡矢白一两（就是鸡屎上发白的一部分），米酒三碗，共煎，空腹热服。仍然未能摆脱民间土单方的范畴。再从《五十二病方》、仓公《诊籍》和汉简《诊百病方》来看，虽然使用了大量复方，但其方剂应用仍与医学理论结合不紧，还是停留在低级水平。

2.医疗经验零散，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使后学者不易接受。从上古到东汉中期的三千年间，曾经有无数的医者从事防病疗疾的活动，他们在与疾病作斗争的大量实践中创造和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但这些经验一直散在民间，犹如满地抛撒的珍珠，缺乏一线贯穿，即使是著名医家，从“神农尝百草”到董奉的“杏林春暖”（董奉是早于张仲景的一位名医，关于他的传说是董奉隐居庐山，为人诊病时从不收费，而是每看好一个重病人，让病家人在他居住的后山山坡上栽种5棵杏树，看好一个轻的栽种1棵，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杏林春暖”的典故，所以以后的中医学也称作杏林）。其间有多少的宝贵临床医疗技术成果，真正得到系统总结的寥寥无几，这样就给后学者造成了困难，包括跟随他们的弟子，如扁鹊的9位弟子，仓公的六位弟子，在医学史上均不占什么位置。

3.神权迷信和道家学说仍然混杂于医学之中。在战国之前，医学基本上掌握在巫的手里，所以巫医不分，以致古代的医字下面还加上一个巫字（毉）。战国时期，特别是扁鹊周游列国时公开打出“信巫不信医者不治”的旗帜，使医与巫分开而初步建立了医学的理论。但由于医学理论的核心“阴阳五行”，并非医学所专用，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名辞，所以道家、阴阳家和政治家、军事家等都使用“阴阳五行”的理论，有的还以此来鼓吹神仙说。秦汉的统治者都崇信方士，梦寐以求长生不老，从而不断强化神权迷信，这个时期的许多方士也披着医生的外衣为皇帝和达官贵人们采药、炼丹、求仙方。秦始皇就是吃仙丹吃得五内俱焚，暴死于求仙的路上。方士和道士、巫师们一样用巫祝和符水欺骗病人，使许多人死于非命。而秦汉时期的医学也不可避免地被污染上一些神秘色彩，不少医学书籍中还保留着“祈祷、禁咒”和“唾祝”等唯心的治疗方法。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表现可以看到，东汉以前的医学水平尤其当时的临床医疗技术，还不足以抗拒重大疫灾，所以在东汉末年的大疫面前败下阵来。但是，中国传统医学毕竟历经沧桑，并且建立了自身的理论体系，在朴素辩证法的指导下，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正在孕育，它像躁动于母腹的婴儿，即将降生在多灾多难的人间。

（三）激发创新

勤求古训：勤奋地追求着古老的中医药理论。医学是自然科学，直接以人的生命作为研究对象，目的是保障健康、防治疾病、增进寿命。因此，医疗活动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社会现象，医学的产生反映人类在生产实践过程中，由盲目不自觉地尝试到自觉地进行医疗实践。

我们的祖先在同自然界进行斗争、求生存的过程中，有着许多有关中医药的传说。比如神农尝百草。神农帝为了给百姓治病，亲自尝试各种各样的草药，在一天当中，曾中毒70多次。有的还传说，神农最后尝到一种剧毒的断肠草，终于肠子被烂断，为百姓和医药学献出了生命。这些传说是我国原始医学发展的曲折反映，也说明了人们在进行医学尝试时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之所以有了这些代价才有了中医药的起源和发展，有了让医圣张仲景为之追求的“古训”。在张仲景之前的古医书有著名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胎胪药录》、《阴阳大论》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现在还存在。《胎胪药录》、《阴阳大论》等早已毁灭于历史的纷飞战火中。

张仲景不仅全面继承发扬了中医古老经典著作的内容，继承了这些经典，他还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从古代的书籍中找出更多能服务于治疗疾病的内容。这里除了医学书籍当然也包括诸子百家、声韵农圃，甚至在兵书战策等书籍中寻觅对医学发展有用的知识，因为科学的理论是相通的，如《孙子兵法》中“水无常势，兵无常形”这八个字就对仲景的启发很大，他看到了疾病的千变万化，千余年“头疼治头，脚疼医脚”的老治法已经赶不上疾病的变化，治疗必须因人因地因时因症而变。传说他曾经去找当时有名的学者，襄阳的庞德公（庞德公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但是他教过很多有名的学生，诸葛亮、庞统、徐庶等等）庞德公以古代军事理论教会了张仲景“审势”审是审问的审，势是形势的势。把这些理论也运用到用到治疗疾病上就是要在每时每刻关注疾病的变化，根据变化拿出最佳的治疗方案。勤求古训使张仲景开阔了思路，增强了哲理。使自己从旧知识体系的迷宫中发现了捷径，给墨守成规的医学道路展现了光明的前景，饱经忧患的祖国医学即将迎来一项光耀千古的伟大发明。

博采众方：绘事以众色成之，蜜蜂以兼采为味。博采包括多个方面。从前人的典籍中采集、从旧的方书中采集、从民众中采集，从同行的经验中采集，从官府的用方中采集。

张仲景以前的中医学虽然没有形成自己的系统的科学性的体系，但是古老的典籍中还是有许多前人总结出的药方，《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五十二病方》中只要是能治病的药方无一不采，并且筛选典籍中的药物以达到全面、准确的了解，组成更为有效的治病良方。在直接采用典籍中药方的同时，张仲景还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实践，对前人留下的原有药方进行补充、改进、以适应新的病症。除了上面说的。最重要的是张仲景重视实践，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人民群众创造了中医药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典籍都是劳动人民创造发明和长期实践的结晶。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会是如此。张仲景所处的时代，正是战乱、瘟疫、饥荒频繁的年代，劳动人民为了向各种灾荒作斗争，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很多他们祖辈相传的秘方。这些秘方一旦总结出来，传之于世，将是用在当世，功在后代的大事。为此，张仲景走遍了力所能及的地方，深入乡村，走进集市，千辛万苦，搜集了很多验方，大大的丰富了自己的医药学知识。

有一次张仲景在农村看病，听村上人说，在茅山上的青云观里有一位老道士善于治疗消渴重症（消渴就是现在的糖尿病）。他第二天就带着徒弟跋山涉水，跑了几百里上茅山向老道士请教，老道士虽然隐居深山，但也知道张仲景的大名，热情招待，一连几天好茶好饭，就是不提治病的事情。因为古时的人对于自己手中的秘方、验方都十分保密，就连自己的徒弟也不肯轻易传授。（象扁鹊的老师长桑君，也是在扁鹊跟随了自己十几年后才“呼扁鹊私坐”，把方书传给了扁鹊）。这样张仲景住了数天，看看没有结果就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张仲景又来到山上，和道士谈医术，谈世事，很是融洽，就是这样张仲景也是去了三次，老道才把药方交给张仲景。为了一个药方，在几百里的路上打几个来回，在那个年代无车无船，路上艰辛自不必说，若是遇上兵匪甚至连命都要丢掉。从这个采方的故事中我们体会到一位苍生大医的不易。还有记载张仲景学医中曾得到阳励公之传。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呢？为了能得到治疗伤寒的更多的经验和药方，张仲景听说洛阳有位名医叫阳励公的老先生曾经治愈过伤寒，就剪掉自己的胡须，改了自己的名字。去给老先生当徒弟。封建社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轻易剪掉是为不孝。再说当时的张仲景经过了长沙的“大堂行医”已经是名扬四方了，徒弟们都劝他不要去，但是为了早日降服伤寒大疫，张仲景毅然离开家乡去往洛阳当学徒。学徒要从一个小药工干起，每天要给打扫庭院，端茶倒水。再后来才去抄方子。阳励公不一定比张仲景高明多少，但是肯定有一些方面是突出的，一年后，当阳励公老先生得知在他门下当弟子的是大名鼎鼎的“张长沙”时，感动的泪流满面，连说折寿。最后把自己一生治病的总结都交给了张仲景。就是这样为了祖国医学，为了战胜伤寒大疫，为了解除民众疾苦，张仲景不辞辛劳，上下求索，把得到的药方和治疗疾病的疗法再自己运用于临床，筛选、发挥、总结。才写出了千古巨著《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不仅是奠定了中医学的临床基础，更是中医学乃至中华文化的结晶。

作者简介：

作者：廖俊旭

廖俊旭，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南阳市张仲景研究院院长、南阳市中医中药研究所所长。南阳市中医药学会中医文化建设及科普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以中医药古籍整理，张仲景医药文化宣传为主要工作，从事医圣张仲景学术及文化研究二十余年。编著《仲景全书》、《古《伤寒杂病论》传本研究》、《《伤寒类证解惑》注释研究传承集》、《推拿指南》等共计200余万字。撰写中医药科普读物《四季养生粥》、《中医药知识简明读本》等。承担“仲景大讲堂”活动，已经在市域内十三县区及相关单位进行宣讲二十余场，听众两千余人次。也走出南阳到河北、陕西等地宣讲张仲景医药文化。为普及中医药文化，扩大了医圣张仲景的影响力，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