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生平与基本思想

海德格尔的生平与基本思想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年9月26日—1976年5月26日），德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出生于德国西南巴登邦弗莱堡附近的梅斯基尔希的天主教家庭，逝于出生地。

梅斯基尔希是黑森林东面的一个农村小镇，海德格尔的父亲弗里德里希·海德格尔在镇上的天主教教堂任司事，他的母亲也是天主教徒。在天主教教会的资助下，在1903年，14岁的海德格尔到家乡以南50千米外的康斯坦茨读中学，准备子承父业，做教堂的牧师。随后在1906年到1909年，他转学到弗莱堡的文科学校。在这六年里他学习了希腊文和拉丁文，他每日必读希腊原著，以致海德格尔后来说，这六年来的学习是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当然，也是在这六年里，海德格尔对诗人荷尔德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也正是这位诗人的诗句，贯穿了海德格尔的全部著作。

1907年，海德格尔读到了《论“存在者”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重意义》（该书即布伦塔诺的论文），对存在及其相关问题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这也成为他毕生哲学事业的起点。1909年，海德格尔进入弗莱堡大主教管区的研究班主攻神学，辅以哲学，1911年他决定放弃神学而专攻哲学。至1913年夏，这期间一直在弗莱堡大学学习哲学，对胡塞尔的《逻辑研究》非常感兴趣，并在阿尔图尔·施耐德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心理主义的判断学说》。在学习哲学期间，他还曾参加新康德派哲学家里科指导的研究班，深受价值哲学的影响。同时，他还深受思辨神学与圣经解释学的影响。

在海德格尔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8月，他应征入伍，但时间不长便因健康问题被迫退伍。1915年到1917年间，他在弗莱堡从事军邮工作。1915年夏，他以两篇论文《邓·司各脱关于范畴的学说和意义的理论》与《历史科学中的时间概念》获得大学讲师资格。

1916年4月，胡塞尔受聘到弗莱堡大学继承里科的教席。于是海德格尔得以亲聆胡塞尔的指教，那时他白天在邮局工作，晚上则在大学里听课或讲课。1917年，海德格尔与艾弗里德·佩特蒂结婚，婚后再次应征入伍。1918年从战场回来以后，海德格尔正式成为胡塞尔的助教，他在胡塞尔的指导下边教学边学习，他的课程大多数都是关于亚里士多德的。1922年，在胡塞尔的强烈推荐下，海德格尔受聘于马堡大学任哲学教授，当时，海德格尔运用现象学方法成功地讲解哲学史，被德国哲学界认同。

在马堡时期，海德格尔的代表性著作《存在与时间》于1927年2月正式印行：一是作为单行本，二是在《现象学年鉴》第八卷上。这部著作几乎涵盖了海德格尔一生的哲学思考的端倪，被视为存在主义哲学的重要著作，此书一面世，他随即声名鹊起。1927年9月，海德格尔被正式授予教授职称。

1928年11月，胡塞尔退休，海德格尔辞去马堡的职位，回到弗莱堡大学继承胡塞尔的教席。20年代以后，海德格尔与胡塞尔在哲学见解上的差异已经相当明显，而这十年，也正是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在学界地位更迭的十年，在1928年的《哲学论丛》第一期上，年轻的马尔库塞振臂高呼“是《存在与时间》将哲学带回到现时代”。20世纪30年代，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对现象学的见解差异愈发深刻，胡塞尔认为海德格尔偏离了现象学原则，其哲学立场不过是人类学而已，而海德格尔的研究重点“存在”却始终未引起胡塞尔的重视，海德格尔与胡塞尔之间的关系日趋冷淡并最终破裂。

1933年4月，海德格尔出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其上任之初的目的，原是非纳粹的教授们希求通过海德格尔的国际声誉，保护学校的自由和免受纳粹的极端破坏。但海德格尔后来还是加入了纳粹党，最初他的确把纳粹当作一种新兴事物，认为纳粹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出任弗莱堡大学校长的名为《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演讲中，他提出要在纳粹运动提供的新的可能性中彻底改造德国大学。在同年年底，海德格尔逐渐认清自己的主张由于学校教授和纳粹党的干预而不可能实施，1934年2月，他毅然辞去了校长职务。在1936年开讲的有关尼采的课程，标志着海德格尔与纳粹运动的分道扬镳，至此，他也受到了纳粹的监视与迫害。

1945年盟军占领德国以后，海德格尔因与纳粹合作的短暂历史而受到审查并被禁止授课。1951年恢复授课，海德格尔在那不久后也退休了，但仍作为弗莱堡大学的荣誉教授在校内授课并带研究班，直至1959年。海德格尔作为教授是极为成功的，他的学生包括后来成名的伽达默尔、阿伦特等人，而据学生们回忆，海德格尔的授课颇有古代圣哲的风范。退休后的海德格尔极少参加社会活动，避居在家乡的山间小屋，只和极少一些最亲近的朋友来往，讨论哲学问题。1976年5月26日，海德格尔逝世于梅斯基尔希，终年87岁。

海德格尔毕生研究哲学，而且他还坚信，一切关于哲学的探索必与时代不符，因为哲学并不在时代的准绳之下开展自身，而是将时代置于自己的准绳之下，正如他言：“哲学的一切根本性问题必定是不合时宜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哲学或者远远超出它的当下现今，或者反过头来把这一现今与其先前以及起初的曾在联结起来。”而探讨并研究哲学不被常人理解，甚至为人所耻笑，于是他为哲学这样下定义：“哲学就是那样的一种思考，人们从其出发本质上什么都不可能开始，并且必然会遭到女仆的嘲笑。”若要理解一位哲学家，尤其是极富原创性的哲学家，我们需要从他对哲学本身的见解开始，这源于要在哲学上另辟蹊径有所突破，必须重新理解并阐释哲学。

哲学在本质上是超时间的，它不会在当今找到直接的反响与呼应。同样，哲学也不像其他科学知识或技术工艺等可以直接习得并实际运用，它无法得到直接的应用，更不能依照是否有用来进行判断。超时间的东西总会拥有自己的时间，而哲学这种无用的东西却拥有真正的威力，这种不能在当下获得直接反响的东西，却能与民族历史的本真历程发生最内在的共振谐响。因为哲学从来不具备直接的力量，不可能造成生发一种新的历史状态的机会和方法。之所以如此，有诸多原因，其中之一便是哲学是极个别人的直接事务，其更为广大的影响则通过不可预知的间接方式或迂回道路发挥出来，直至最终沦为一种不言自明的状态，而此状态的肇始之初却早已被人遗忘。因此，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而且必须是一种从思的角度来赋予尺度和品位的知之渠道的视野和开放。一个民族就是在这种知并从这种知中体会它在历史的精神世界中的此在并完成其此在。正是这种知，激发着而且迫使着而且追求着一切追问和评价”。哲学活动正是这样一种追问，追问的是那异乎寻常的事物。正如尼采所说：哲学家就是那种不断经历着、不断地看、不断地怀疑、不断地希望、不断地梦想那超乎寻常事物的人。追问即在哲学内运思，而超乎寻常的问题即超出日常秩序中经验的问题，而海德格尔指的是“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这是所有问题中的首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