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作品《我是女兵，也是女人》，讲述二战苏联女兵的故事

诺奖得主作品《我是女兵，也是女人》，讲述二战苏联女兵的故事

今天我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作者阿列克谢耶维奇，是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其他获奖者不同，这位女作家一直从事的是非虚构写作。她1948年出生于白俄罗斯，从前苏联时期开始，在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以纪实文学的形式，记录从二战到普京时代俄罗斯社会的变迁和民众生活，其中包括二战苏德战争、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和苏联解体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个被称为“乌托邦之声”的系列，超越了时代和政治，呈现出复杂的人类命运和情感世界，受到国际文坛的瞩目。

瑞典文学院对她的授奖词是：“她的复调式书写，是对我们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复调式是个音乐名词，就是把不同的旋律，按照和声法则组合在一起，形成更有深度和力度的多声部音乐，比如我们经常听到的无伴奏合唱。阿列克谢耶维奇对历史事件的写作，并不是采用单一的作者视角，而是通过收集和采访许多真实人物的记忆，进行组合拼贴，形成合唱式的效果。很多人觉得，这样的纪实作品，也包括纪录片、摄影，都像是新闻报道一样，是对现实的客观呈现，其实，凡是艺术创作，就是主观行为。就拿摄影来说，选择什么主题，就是在输出观念，而控制焦距和纵深感的技术，就像绘画的线条和色彩一样，是在表达情感。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简洁直白，很少做解释评论，但她对人类处境的呈现，既富于女性的细腻和感性，又有俄罗斯文学那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是大师级的纪实写作。我们今天说的这本《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是她“乌托邦之声”中的第一部，写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光俄文版就卖了两百多万册。为了完成这本书，她用七年时间，进行了五百多次采访，请参加过二战的女兵，以个人而不是官方的视角，以女性而不是战士的身份，来回忆这段战争往事，再用她的特有手法，把这些访谈整理成一部记忆的大合唱。

她的写作是由两个主题发展而来的。第一个是：普通人究竟怎么看待战争历史？有一个女兵战后做了历史老师，她说：历史课本改了三次，我用三种不同的历史在教孩子们，但却没有一个版本能传达民众对战争的真实感受。阿列克谢耶维奇自称是战争的孩子，在她这一代人的成长中，身边的所有人都在回忆战争。像大多数苏联家庭一样，她家里有4个长辈牺牲在前线，11个亲人被德军烧死。她童年生活的村庄，剩下的都是女人，日复一日地以泪洗面。学校教的是如何打仗或准备打仗，作文的内容是怎么样渴望以崇高的名义为国牺牲。这些对战争的描述和展望都是宏观的、英雄主义的，是男人在写男人。然而，这段历史是有两副面孔的，一副是完美的胜利面貌；另一副则是恐怖、伤痕累累的，但也是真实的。可以说，有人用胜利的历史，偷换了战争的历史。

在二战里，女性既是亲历者，更是牺牲者，却没有留下充分的历史声音。参战的苏联女兵超过了100万人，占通信部队、医疗服务队的绝大多数。女兵面对的危险丝毫不低于男兵：在各兵种里，卫生兵的死亡率是仅次于步兵的。1941年下半年，牺牲的苏联女军医和女护士就有4400人。在斯大林格勒会战这样最惨烈的战役里，女兵占到防空部队的半数。

除了常见的女兵岗位，阿列克谢耶维奇还采访过女冲锋枪手、女飞行员、女狙击手、女坦克兵、女炮兵，这些过去都是绝对的男兵岗位。就连女飞行员也不像我们想的那样条件优越，她们开的是老式教练机，只能超低空飞行，连冲锋枪都能打下来。执行这种飞行任务，和敢死队一样危险。阿列克谢耶维奇甚至还遇到过一些女工兵。排雷工兵是战场上最危险的兵种，一位女大学教师曾经担任了4年工兵排长，从城市保卫战一直打进柏林。战争结束后，还用了一年时间排雷，到退伍时只有24岁。连将军都对她的经历难以置信，因为当时苏军的工兵排长平均只能活2个月。所以说，她们本来是最有资格来讲述这段历史的人。

在采访中，阿列克谢耶维奇发现，即使曾经亲手击毙过七八十名德军的女战斗英雄，所讲述的战争也是另外一种面貌。她们所回忆的，不是战争，而是自己的青春，是一段属于个人的生活和情感经历。男人眼中的战争，是历史和事实背后的一种行动，充满观念冲突和利益矛盾，而女人总能看到男人们看不到的另一面，具有特殊的情感力量。她们总会反复讲起：一个穿裙子的小姑娘走进征兵委员会的大门，从另一个门出来时，辫子被剪掉了，穿着和男兵一样的军装；被德国人洗劫后的废墟里，留下了很多儿童的小鞋子。在这些小事和私事里面，充满了无法抹平的悲剧。面对这些女兵们的回忆，阿列克谢耶维奇终于找到了一个普通人、一个女人理解战争的方式。这本书的意义，绝不在于对于女兵生活的猎奇，而是在于展示战争的真实面目，展示女性对人类情感更坚忍、也更伟大的观察和表达。

这本书的第二个主题，是探寻战争中的人类本性。这个视角，可以说是俄罗斯根深蒂固的文学传统。发现人的本质，寻找人类的救赎，这是由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标注的精神高度。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就是：在一个人身上，到底有多少个人？又该怎样保护最本质的那个人？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文学要寻找的是普遍的人性，讨论这样的重大问题，恰恰应该刻画小人物。人的心路历程比所经历的事件更重要，从女兵们面对战争这种极端经历的改变里，能够看清楚人究竟是什么。战场上的归来者，总有一种特殊的孤独，因为他们拥有别人没有的知识。在女兵们看似琐碎的讲述里，有一种特殊的震撼力，她们在最不应该接触死亡的年纪上了战场，每天、每小时甚至每分钟都在经历死亡。她们看待和讲述人生的方式，和生活在和平年代里的人不同。

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她所写的，不是战争的历史，而是情感的历史，她要做的是灵魂的史学家，她既要寻找这个主题，也在寻找讲述它的方式。她的复调式写作，师从于另一位白俄罗斯作家阿列西·阿达莫维奇。在前苏联时代，阿达莫维奇的小说被称为“集体小说”或“自说自话体”，是用叠加起来的个体记忆、感性体验来代替观念先行的写作，所以也被称为“小说证据”。这样的写作，是为了捍卫属于个体的记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苏联，这种采访和写作观念当然进行得很不顺利，让女兵们敞开心扉讲述自己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比如，她们的丈夫们，也就是当年的男兵们，命令她们必须用主流的方式讲述战斗故事，还要她们在接受采访前先学会看作战地图，背下来官方的战争史。这本书在出版过程中，也受到了重重的质询和检查。但它所造成的轰动，证明了它的独特价值，也开启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之路。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