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履到底是医师还是画家？他对后世有什么影响历史

王履到底是医师还是画家？他对后世有什么影响历史

人生际遇虽然看似难以琢磨，实则有必然规律。

当初卫国内乱，夫子即知子羔当活，子路必死。

性格决定命运，态度决定成败，无论如何，最终坚持的那一口气不能自我解构。

失败可以接受，但不能乱了阵脚，胡乱作为。

该坚持的还得坚持，天塌下来毕竟还有高个子顶着。

是以对中国绘画领域的诸君来说，环境或好或坏，际遇或顺或舛，做好自己永远是第一位的。

明初王履主业是医生，有医学专著留世，所以他喜欢画画，更喜欢写绘画心得，留有《华山图序》一文，其中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一句，近代以来被行内人士多视为绝妙好辞，堪比唐代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为绘画的写实主义做了最好的注脚。

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碍于情面或者时势也沉默不语，沉默是金子不假，吞下去却会死人。

热心肠的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不得已，所以他对文化传统采取了不放弃、不抛弃的人生态度。

近代绘画逐步以写实为尚，源自于明代以来出现了世俗化风气，不仅仅是作为皇帝的高层领导不再爱好典雅，整个文人群体也随着社会的逐渐商业化变得更加庸俗和琐碎。

明永乐帝喜欢霸道通俗的绘画主题，对于宋代绘画之巅峰的马夏风格不屑一顾，说：是残山剩水，宋偏安之物也，何取焉。

以现实世界的责任担当去要求绘画精神世界的绝对服从，这是文化精神上的禁锢，体现的是皇权的霸气和整个社会格调的低俗和堕落，是以无论戴进、吴小仙为主的浙派绘画如何努力，其风格气息的粗略卑俗必然导致明代文人不参与，令其在画坛昙花一现的根本原因。

在此，我必须承认，虽然我不怎么喜欢明代文人的党争习气，但在价值操守这个层面，纵观明代近三百年历史，他们还是基本坚持了基本的文化立场。

不过，社会的发展总有不可抵挡的大势，清末慈禧太后特别喜欢传教士郎世宁的画，民国徐悲鸿倡议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近代以来，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又把王履的师华山说当作中国画写实主义的传统加以肯定和推崇，缘木求鱼，莫过于此。

于中国画来说，写意是虚不假，但写实又何尝是实？黑白、有无、虚实之变化，又怎么能以一个简单的实或者虚能说明清楚呢？王履之说，由心外求，张璪之意，得于心内，一外一内，不惟境界上截然不同，在效果上也是大相径庭。

王履的画显得粗略浅陋，格调不高，张璪的画虽世已不存，但内行人荆浩推崇其笔墨积微，不贵五彩。

对了，荆浩也曾入太行山中写送树万本，也被当下许多人当作中国画写实主义传统的代表。

事实上，当前的写实主义风气跟王履、荆浩没有任何关联，他们只是被迫做了回站台道具。

若具体到中国绘画的一笔一划，谈及笔墨审美，哪里需要去计较写实或者写意呢？这都是形而下的意识形态作怪。

画画写字，散怀抱而已。

宗炳眷恋匡庐，欲令群山响，不妨偏重于相;倪瓒不计芦麻与竹，就想舒缓情怀，且作非相看。

相与非相，皆过河之舟，执着一处，即落下乘。

所以，即使高居翰怎样推崇张宏，将其与董其昌并列为明末大画家，都不会得到中国画家群体的响应，毕竟他于中国文化底蕴还是隔阂太深了。

当然这也不妨碍高居翰以他的见地来解构中国绘画，甚至有所谓大美学家希望能用西体中用的方式来改变中国艺术审美的根本存在，我们也表示理解，文化宽容不能止于口头表述，精神于现实世界也摆脱不了物质基础。

西方传教士自明末清初即入中国传教，明代利玛窦或儒或道或释，乃至化身为炼金师，种种变化，不过是为了传道而已。

可惜，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血脉宗亲概念是那样的僵固不化，以致有教士回信罗马教廷，说只有以战舰大炮征服中国之后，才有可能改变传道不畅的局面。

历史证明这个人的确有远见卓识，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真心实意地掀起了反对传统文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乃至于今天，我们许多艺术家，艺术评论家都将王履这样的浅显语录当成了绘画原则，无论真心还是假意，都彰示了这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还没有得到足够多的改善。

这令人多少有些遗憾，也是艺术圈长久浮躁，不能沉静的一个原因。

唐代韩愈借着古文运动反对所谓的传统，苏东坡赞许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这跟韩愈一归于正的人文认识有绝大关系。

自古以来，不破不立，我们不怕任何层面的反传统思潮，甚至经不起风吹雨打的传统也不值得去珍惜。

只要把握好那个度，对文化传统的发心归于正，则一切都好 何谓正？《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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