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

平生眼白嫌物俗，集结学人气味投；殷墟发掘惊天下，故国文明赖锄头；无字天书谁能懂，欧美牛刀分解读；几代学人传薪火，现代考古开山祖。

湖北钟祥人、考古开山祖李济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祖师爷，要从湖北佬中寻找了。这位钟祥籍的年青学子李济（1896~1979），有货真价实的博士头衔，有满脑子的欧美人类社会学的专业知识，有民国初风云激荡的地下考古发掘的机缘，有洋溢全身的激情与冲劲，这就让他在民国主流学术舞台成为叱诧风云的人物。李济开创的中国现代考古的欧美学派成为学术的正宗，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学人。在深化或丰富中国史前文明历史的同时，也让后世人清晰明了华夏文明的源头与发端。

喝了十多年洋墨水的李济，以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对他不屑一顾的学者总是翻青白眼。民国时代，以自学成才而在北平各高校讲授历史的钱穆教授，就没有得到李济的善待，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评选，钱穆就落选了。以后钱穆到香港到台湾，台湾学坛还是由李济、董作宾等把持，钱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选上院士。钱穆的弟子余英时很为老师抱屈，说是李济总对他的老师翻青白眼，也就是说，李济是瞧不起钱穆的学问的。

这翻“青白眼”还是有典故的。晋朝时阮籍是狂放之士，不遵守礼法，我自逍遥，不受拘束。阮籍对当时循规蹈矩的伪君子总是不给以好脸色，遇见自己不满意的人时用白眼看待，以为不屑，给人难堪。一次，阮籍母亲病逝，嵇喜前来吊唁，阮籍就对他翻白眼，嵇喜很不高兴的离开了。嵇喜的弟弟嵇康听说了这件事，就在家准备了丰厚的美酒、带着竖琴拜访阮籍，阮籍十分高兴，就对嵇康翻青眼，表示很满意。阮籍这一翻青白眼后世就成了对人垂爱或憎恨的象征了。所以金朝诗人周昂说：“平生眼白嫌物俗，此身谁要冠带束？茶瓯饭饱一饮足，卧听松风仰看屋。”这白眼就是对现实的不满，对礼法的非议。李济之于钱穆的青白眼，似乎只是对钱氏学问的不屑一顾，倒不是对钱穆人品的鄙视。

李济瞧不起的历史学家钱穆

李济为什么有资格对同辈份学者加青白眼？关键是他当时就占居了学术舞台的高地，他是学术界的领袖人物，他有实力和能力主导民国时代的考古学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科。李济主持的史前文明的地下考古发掘、以及主持的殷墟发掘，这都是划时代的学术大事件，对重写或改写中国文明史都是无法绕开的。即便包括钱穆在内的历史学家讲授或撰写中国史，都不能离开李济所发表的田野考古报告所给出的结论。因而，李济对同辈分的、以文献到文献的史学家翻青白眼就不稀奇了。

人生顺遂，学业优秀，留学顺利，取得博士学位容易，李济的学者人生可以说一片坦途。李济对自己的早年教育记忆很深，他说自己四岁就跟表叔念书，这个老秀才的表叔喜欢打他闷棍，他头上有好几次都打的有包。十一岁时，李济就到北京的江汉学堂读书，考取了北京的五城中学，清华学堂刚招生，在一千人的考生中，李济说自己不知怎么糊里糊涂地被清华学堂录取了。李济的这一回忆虽然有点潇洒，但应该说他的天分是很高的。五四运动的前一年，李济到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硕士学位。1920年，进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 在民族学家罗兰·狄克森与体质人类学家恩斯特·虎顿指导下完成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就是在哈佛大学读书之初，李济在自己的简历中说自己“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这一年青时代的学术志愿到他从美国归来就有意识地开始了。李济到美国留学时，还与日后大名鼎鼎的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是同学。李济是公费到美国，徐志摩是自费留学。天性浪漫的徐志摩在美国学的是银行学。徐志摩离开克拉克大学到哥伦比亚大学时，李济仍在克拉克大学读研究生；当李济到哈佛大学读博士时，徐志摩到英国伦敦留学了。徐志摩对李济的天性观察很敏锐，他说李济“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李济就是凭着这一性格做学问而成就卓著的。

李济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合影

二十七岁取得博士学位，二十八岁开始史无前例的中国史前文明考古，二十九岁担任清华大学国学院特聘讲师，三十岁独立主持中国最早的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三十三岁时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领导并主持安阳殷墟地下考古发掘、山东城子崖田野考古发掘。在这短短六年时间，李济已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领袖人物。《西阴村史前遗存》、《城子崖》、《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殷虚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殷虚出土青铜爵形器之研究》、《殷虚出土青铜斝形器之研究》、《殷虚出土青铜鼎形器之研究》、《殷虚出土五十三件青铜器之研究》、《小屯与仰韶》诸多论著，代表了中国考古学的最高水平，就是有了这些学术成果，李济创建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学术体系。在这个学术体系的框架内，李济集合了一大批年青的考古学家，他们是石璋如、尹达、祈延霈、胡厚宣、尹焕章、李光宇、王湘、李景聃、高去寻、夏鼐、潘悫、梁思永、吴金鼎。李济到台湾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时，培养了一批考古学的高才生，他们是张光直、许倬云、赵清芳。李济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在学术上有极其大胆的开拓性，他以第一手的材料作为立论依据，主张考古遗物的分类应根据可定量的有形物品为基础。李济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诠释考古资料，并不以中国的地理范围限制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问题。所以李济的弟子张光直说：“就中国考古学而言，我们仍活在李济的时代。”

李济是清华国学院最年青的导师

李济与民国时代的许多著名学术大师都有交往。清华大学国学院时代，李济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是国学院的同事；在西北讲学时，李济与鲁迅是同一讲台的学者；中央研究院时期，李济与胡适、陈寅恪、陈垣、傅斯年、董作宾、徐旭生诸人是学术朋好。而与中共著名学者郭沫若也关系非同一般。郭沫若在《南京印象》中对李济有深刻的记忆，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郭沫若当选院士，就是李济推荐的。共和国初期，郭沫若为院长的中国科学院的《考古》杂志集中批判李济的学术思想，人在台湾的李济是怎么想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而很清楚的是，李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都在撰写那本《安阳》。这说明他对中华民族的文明源头是多么的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