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蜀汉法律“蜀科”的作用

三国蜀汉法律“蜀科”的作用

简介

《蜀科》是三国时期蜀汉的法律，蜀汉在刘备定都成都以后，就着手制定典律。

根据《三国志·蜀书·伊籍传》记载，诸葛亮、法正、伊籍、刘巴、李严等人“共造蜀科”以推行诸葛亮“以法治蜀”的主张。

其内容已不可考，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蜀国执法虽严峻，但公正公平，百姓无怨。

评价

乱世重宽容，弛世用重典。三国志中批评刘焉、刘璋父子治蜀，‘德政不举，威刑不肃’，《法正传》更清楚指出，刘璋治理蜀地，士大夫多挟其财势，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为乱者，十户而八。为彻底扭转此乱局，诸葛亮厉行‘先理强，后理弱’的策略。理强为力行法治，限制和打击‘专权自恣’的官僚及豪强，理弱则是努力扶植农民，发展生产。

行法和教化合一。诸葛亮的法治哲学主要来自于先秦的法家商鞅和韩非，以及前汉的新儒家董仲舒。主张治国是法、礼并用，威、德并行，强调“训章明法”、“劝善黜恶”，亦即以法为体，着重公平客观原则;以德为用，着重教化为本。以商鞅之法，却不迷信其权威主义，取其理法，结合儒家教化，把行法与教化合而为一。

为劝戒及训励蜀国官员将士，制定了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执行条章，以明令能知能行的行为准则。经过这样的“法治革新”运动，蜀汉政权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吏治也逐渐清明。

蜀科是蜀汉的法律，刘备初入川时，百废待兴，乃命当时对典制、旧法熟悉者许慈、胡潜、孟光、来敏典掌旧文、草创制度。在平定益州之后，便着手制定典律，据《三国志》记载，参与蜀科的制定一共有五人，分别是诸葛亮、法正、伊籍、刘巴、李严。

蜀科的具体内容已经丢失，但是据《诸葛亮传》记载，蜀汉虽然执法严峻，但公正公平，百姓无怨。

刘备对刘表、刘璋的大赦制度作了批判，而诸葛亮也指出了刘璋治理益州弊政的原因。他认为，刘璋实施的所谓德政，是以小恩小惠拉拢人，用美好高位尊宠臣下，僭越法度，积重难返，而树立法律的威严，法律施行则会感恩，并以爵位管辖百姓，爵位增加则知道荣耀，荣誉和恩典共同施用，上下便进退有度，这才是治理国家的关键。

不但包含了法家认为法治优於德治的观念，也体现了法家理论建立的基础——性恶论。

刘备诸葛亮治国是法、礼并用，威、德并行，强调“训章明法”、“劝善黜恶”，亦即以法为体，着重公平客观原则;以德为用，着重教化为本。以商鞅之法，却不迷信其权威主义，取其理法，结合儒家教化，把行法与教化合而为一。

经过这样的“法治革新”运动，蜀汉政权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吏治也逐渐清明。而蜀汉后期，执政者费祎多次施行大赦，大司农孟光引诸葛亮、刘备故事对费祎进行了强烈的斥责。